新华网北京5月20日电 由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主办的理论网最近登载了访谈文章《新时期如何破解金融危机与转型期叠加的结构性难题》，以下为全文内容：

在线嘉宾：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张茉楠

主持人：曹楠

主持人： 今年全国两会之前，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三位中央领导连续三天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表了重要讲话，力度、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胡主席更是使用了多达50个“加快”，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与紧迫。相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成为中国今年发展的主旋律。可是，我们也知道，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便已经提出，党的十七大上也再次重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什么时隔15年我们依然再提同样的议题呢？另外，目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遇到怎样的瓶颈促使这个问题如此突出和紧迫呢 ？

　张茉楠：2009年世界经济在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起死回生”，中国经济更是创造增长奇迹，今年1季度经济创下了11.9%的同比涨幅，已经超过我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一年多来，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应对大危机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下，依靠强劲的内需增长抵御了罕见的外部冲击，较快地扭转下滑局面，使经济率先实现了远超预期的V型复苏，引领全球经济走出阴霾。但是注重短期增长率，更要追求长期结构优化。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不是最突出的矛盾，中心任务是在发展方式转变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要在“反危机”的政策中加入更多 “反失衡”的考量。

　事实上，实现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必须保持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多年来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收入和利益分配结构失衡不仅使资源错配，也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主因。从总体情况看，“十一五”期间凡涉及总量增长的预期指标都超额完成，涉及结构调整的许多指标则完成得很不理想，在反映结构进步的4个预期性指标中，除城市化率外，其他三个预期指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未达标。在需求结构方面，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状况继续发展，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局面没有改变，产能过剩状况相当突出。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部门产值比例长期居高不下，服务业产值增长很不理想。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整体进展仍然较慢，局部有恶化现象，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这些足以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未走出原有轨道，当前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因此必须把调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加快五个转变，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

　四是优化收入与利益分配结构。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

　五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今年一季度，我国生产钢材1.85亿吨，增长28.6%；生产粗钢1.58万吨，增长24.5%；生产生铁1.5万吨，增长21.7%；生产水泥3.36亿吨，增长20.3%。单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当前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面临巨大压力，但又在挑战之中，也蕴藏着重大机遇。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会演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促动力，中国如何能借助危机之时，下大力气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尽管短期内可能影响发展的速度，但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的质量。

　　主持人：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连续多年实现GDP的高增长，我们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可是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幸福指数越来越低，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对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增加，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大众甚至发出“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的呼声。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样的局面呢？

　　张茉楠： 您所说的我认为就是社会建设要为经济发展“闯关”助力。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经济发展方式是多维的目标体系，包括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高度和谐。社会建设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创造更加完善的环境，引导资源由经济领域向全社会领域配置，达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资源效率更加提高，社会产品分配更加公平。

　　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常提到的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只是社会建设的某些方面。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非常丰富的内容。

　　举例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合理的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还必须建立完善产权制度、公平的市场秩序、协调的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同时建立与它们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服务高效的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公共服务机制。后者强调的就是社会建设。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也出现了短板效应，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

　　为什么社会建设会阻碍经济建设？事实上，经济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增长，而社会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分配。财富包括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以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社会建设的滞后阻碍经济发展的许多新兴发展中国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建设，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我认为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总体而言，我国社会建设的主要不是总量和规模的问题，而是结构和关系严重失衡来概括。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必须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而这其中国民财富重整是关键。

　　我国内需长期迟迟难以启动、最终消费不足，与初次分配和二次再分配环节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在初步分配中，目前存在 “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以及“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比重低”的“三低”现象；在再次分配环节中，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问题较为突出。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最终消费不足。

　　因此中国未来改革的视角不仅要关注财富增长，更要关注财富分配。建立与国家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国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实现“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是促进财富增长，解决财富分配的不二法门。

　　中国需要一次财富分配的革命，应立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果共享、增进和谐”的原则，打破“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的制度性约束，通过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终端消费，释放内需增长潜能。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流转进行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