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她又亲自给刘少奇的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几份新出版的《中国建设》去看望他们。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又因为得了肺炎病倒了。四个星期之后，11月12日，这位共和国元首在阴冷的早晨6时45分去世了。临终的时候，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1972年，也就是刘少奇被折磨至死的两年之后，孩子们才终于获准到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地告诉母亲：“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热泪纵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在对待路易·艾黎的问题上，宋庆龄同样表现出了令人折服的善良、正直和勇气。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来到中国。1932年，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告诉他，宋庆龄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中国女性，她就如一棵参天的大树，巍然屹立在白色的中国。从此，路易·艾黎同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使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当年上海沦陷、河山破碎的危急关头，是路易·艾黎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自己离开上海的。现在，当宋庆龄听到一些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送进“牛棚”时，她首先想到了路易·艾黎。“此刻的路易不知怎样了？他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位多么忠于中国革命的好同志啊！不！我绝不能让他被误解。不管怎样我都要讲话，我要对中国革命负责，我要对国际主义负责。”于是，她不顾自己已是处境困难，义无反顾地向路易·艾黎伸出了援助之手，亲笔为他写下一封证明信。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

　　                                     1968年8月31日

　　宋庆龄写好这份证明信后，叫秘书杜述周、张珏两人亲自送给路易·艾黎。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说明，解脱了路易·艾黎的危境，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友人之一。

　　来源：文章摘自《宋庆龄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