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国际机制早在主权国家产生之时就已经应运而生了。中世纪在国际行为中起主要支配作用的是宗教与道德的普世精神，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欧洲则开始以国家利益至上作为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利用相互之间的权力均衡来维持相应的国际秩序。这次和会本身也创立了一种新的国际机制——以国际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国际争端。这种形式的机制使欧洲保持了140多年的均势与和平，直到拿破仑在18世纪末建立起法国的欧洲霸权体系。但在大国均势思想的影响下，欧洲的反法联盟最终击败了拿破仑。1814年至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欧洲继续以权力均衡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目的，依靠“正统”和“补偿”思想进行欧洲协调，

“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便是各大国协调的典型。但后来俾斯麦的结盟外交逐渐取代了欧洲协调机制，使欧洲出现了两大军事同盟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之后，各国逐渐认识到国际关系必须有某些国际机制作为其冲突的缓冲，这样，以大国协调实现“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机制得以产生，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均势体系。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均衡原则，

“集体安全”不幸逐渐被演变成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以大国竞争与合作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总体上就包含了“均衡”与“协调”的因素，即美苏两极均势与实施大国协调的联合国机制相结合。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深，合作取代冲突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流。现实中的国际社会已经为国际合作打下了客观基础，因为每个主权国家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产生了超越单个国家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实现的集体利益。

“这种集体的共同利益的存在，以及为了这些共同利益而需要的制度安排，才是国际社会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的理由。”于是，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基于以上的原因开始形成，以取代以往的冲突型的大国均衡和协调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行为体开始学习如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一道工作。这样，双方就会有意愿和动力去处理那些并非都具有自身利益的、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同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取得进展，可使各个行为体相信并具体证明，与对方的协议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因此能进一步感知合作中的自身利益。”

合作型国际机制是全方位、多渠道外交和国际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对“规模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合作型国际机制能使国际社会中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国际社会是一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国际关系行为体采取自助原则行事，

“囚徒的困境”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国际关系行为体由于信息的缺乏和不对称而导致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因而有时会做出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决断，这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国际机制中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则使国际社会成为一种有序的体系，而在这种体系内部，合作型国际机制使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相互开放，从而信息更容易被彼此了解并且使其准确程度得到提高，“囚徒的困境”得到改善。随着交往、交易次数的增加，国际关系行为体会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它们有时会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这一点又反过来促进了合作，使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在相互作用中走向“规模政治”。

第二，合作型机制为国际社会化解冲突提供场所和模式。在这种机制之下，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信息可以相互交换，并且可以对对方的行为有所预期。如果不存在这种机制的话，国际危机可能就会演化成冲突，并且使冲突不断升级。这样，冲突双方所付出的成本就会提高，甚至可能相互毁灭。

全方位、多渠道的外交联系与国际机制两者需要产生互动。如果仅仅有前者，那可能只是单边的一厢情愿和短期交往，国际关系中任何微妙的变化都会使得这种外交活动破产；同样，如果仅仅是后者的话，这样的机制也只能是一种形式而已。正是这两者的相互融合，才使得合作型国际机制得以产生，从而催生“规模政治”现象。2005年9月19日，由于中国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历经波折后终于达成里程碑式协议，朝鲜同意放弃所有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作为交换，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表示同意向朝鲜提供石油和能源援助，美国和日本还同意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尽管由于朝核问题的极端复杂化，人们对该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朝鲜半岛无核化能否成功实现还存有疑虑，但是，六方会谈就朝核问题达成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共赢的结局”，或者不妨说是在朝核问题上形成了“规模政治”的结果。

二战后法德关系的演变比较全面地诠释了“规模政治”这个国际政治新现象的形成过程。1960年4月24日，西德各报报道，波恩和巴黎之间不久即将签订军事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西德军队将在法国领土上拥有基地，主要是在高涅克、伊斯特尔和蒙彼利埃附近。法国《人道报》就此发表评论指出，这是西德军国主义的祸害以及西方国家对阿登纳的支持。评论还说：“在法国建立基地，同佛朗哥的勾结，反犹运动的重新嚣张，前希特勒国防军中的将领们在波恩德国的新军队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一切都充分证实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这样一种政策的愚蠢和罪恶性质，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使‘生存空间’这一主张的拥护者重新得势，希望利用他们来反对苏联。”“西德军国主义不仅本身是危险的东西，而且它可能在柏林起导火线的作用。”《人道报》最后强调指出，“在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前夕——最高级会议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舆论的行动——法国人应该明确表示如下的意愿：要永远避免西德军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时隔20年之后，1982年10月20日，西德《世界报》发表了题为“巴黎希望在军备问题上进行较大的合作，密特朗去波恩进行德法会谈”的文章。文章说：“当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明天在波恩进行德法首脑会晤时，法国政府的安全政策问题将占有一个不寻常的地位。因为核大国法国将首次利用首脑会晤来同德国伙伴深入地谈谈它的核战略设想。提出这一倡议的背景是法国对联邦德国局势日益不稳的担心。如在明年3月联邦议院选举时，联邦德国变得‘没法管理’，追补的军备不能兑现，甚至重新出现中立主义的计划的话，那么联盟会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在巴黎讨论得越来越多了。外交界人士说，因此法国政府决心让德国军人和政治家知道，法国人是德国人的一位有谅解精神的朋友。人们通过关于核政策设想的秘密会谈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同法国联系在一起。”同年10月23日的西德《波恩评论报》写道：德法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积极的阶段，这样一来西方世界的整个防务也极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积极阶段。

使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仅仅经过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的宿敌就能够和平相处，且能够相互透露自己的军事战略呢?

众所周知，法德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历史上他们曾长期互为敌手，仅从1870年普法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0年间，两国就有过3次大战，巴黎曾两度遭到德军占领。因此，法国一直把德国看作是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称霸欧洲的劲敌，法国人对德国军国主义有着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如何削弱德国、限制其发展，进而维护法国的安全和欧洲霸主地位，是长期困扰法国的一个难题。二战结束后，对战胜国法国来说，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好机会。战后初期主政的戴高乐的对德政策是强硬的。他力主用国际强硬手段肢解德国，永远削弱德国，同时利用德国的资源，恢复和发展法国经济，重振法国的欧洲大国地位。所以，肢解德国其实只是法国对德国传统政策的延续。随着德国被一分为二，美国要推行遏制苏联的战略，在欧洲就必须扶植西德，把西德看作是与东方直接对立的桥头堡。这虽然与法国传统的肢解、削弱德国的政策主张尖锐对立，但是二战使得法国国力大大下降，除因战争而死亡的140万人以外，整个经济遭受的损失高达48 930亿旧法郎(按1945年价格)。加入“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之后，又使得法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要依赖美国，根本无力与美国抗衡。因此，法国在对德问题上不得不放弃肢解德国的传统政策而与美国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