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射阳县纪委监察室的一位副主任在县人民医院跳楼身亡。经警方初步认定，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自杀原因可能和抑郁症有关。此前在2004年7月30日，射阳纪委的另外一名主任在同一地点跳楼自杀；2009年2月8日，射阳县地税局上任仅一个月的局长吊死在自己办公室里。对这两起官员自杀，警方都鉴定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8月28日《扬子晚报》）

 一个小小的射阳县，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官员自杀事件，且每次警方的鉴定结论都是“抑郁死”。还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其实，何止是射阳，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抑郁死”的官员。广东茂名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先进在湛江市区跳楼身亡，在茂名、湛江两地引起极大关注，湛江官方称其是“因身体原因，感到郁闷而寻死”。不久前，河北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公安部门初步认定王聪著为自缢身亡，“该同志平时性格内向，不善与人沟通交流，对各方面的压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容易产生思想包袱。近期其岳母去世，加上工作压力较大，表现出抑郁症状，可能是导致轻生的主要原因。”岳母去世+工作压力较大居然压垮了一县之长？这么多的官员因“抑郁”而自杀，难道“抑郁死”已经成了官场的“流行病”？

 官员不约而同“抑郁死”，虽然也有“巧合”的可能，但据常理推断，有些事情也不见得就这么简单。仍以万全县县长王聪著自杀事件为例，后续报道披露，在县长离奇自杀之前一个多月，万全县违法占地建设住宅区案件刚被国土部重点督办，迫于各种压力，所处位置不高不低的王聪著颇为尴尬。随着8月底国土部约谈基本完毕，9月即将问责，王聪著也受到上级更大压力，自杀前一天还被某领导叫去谈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死者“抑郁”也恐非一日两日，为何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偏偏要在即将被问责的敏感当口自杀？当然，这也完全可能是“巧合”，但如此“巧合”是否该引起官方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呢？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抑郁”。“抑郁死”的官员们到底因何而“抑郁”？恐怕这才是案件的关键，需要相关部门予以彻查。

 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呈高发态势。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各地就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根据以往新闻报道和官方公布的调查结论，除了个别属于意外死亡之外，大部分官员均系“自杀”。然而，由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其非正常死亡总会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甚至还会有各种猜测随之而来，经济问题、权力斗争、作风问题等也频频出现在坊间传言中，“替罪羊”之说也屡有耳闻。有论者认为，很多时候民间的话语系统中官员自杀等同于“畏罪自杀”。这既因为民间对于腐败本能的反感，更在于不少政府部门人为把官员死亡事件敏感化、神秘化，信息公布的严重滞后、模糊，给了“谣言”以市场空间。这么多官员突然自杀，岂是一个“抑郁死”就能解释清楚的呢？

 官员究竟为何而死，到底是“抑郁死”还是另有隐情，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一定要深入调查、公布详情，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平息各种流言，同时为官员正名、还死者“清白”。如果“抑郁死”成为官场“流行病”，既是当事官员的不幸，更是国家和社会的不幸。 [作者：乔志峰]原题：“抑郁死”是否会成官场“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