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员的同时，各部队也采取各种方式动员沿途工农群众参加红军。这一点，肖锋日记中有许多的记载。如肖锋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湖南人民比较了解红军的处境，地方党很体会红军遇到的困难。这几天每到一地，群众积极支援红军战斗，许多工农踊跃当红军，每个连都扩大了新战士。”此外，据杨尚昆回忆，红三军团占领宜章县城后，“扩大红军四五百人”。（《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有扩红任务，也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能扩到红，而肖锋所在部队属于前锋，扩红相对容易一些。尽管如此，整个中央红军一路上扩红的数量不会太少，所以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减员人数恐怕就不是学术界统计出来的2.2万人，或者说湘江战役时中央红军的总兵力恐怕要多于6.4万人。因为这两个数字都没有包括沿途扩红的人数。

在革命遇到困难时，沿途有如此多的劳苦群众参加红军，恰恰说明红军是正义之师，是劳苦群众自己的队伍。这也是中国革命虽屡遭挫折，但革命队伍最终不断壮大的根本原因。不须说，沿途参加红军的“多数是没吃没穿的苦孩子”。（《肖锋日记》）

长征初期失策的“大搬家”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可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是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石仲泉《长征行》）在延安整风时，作为错误路线主要执行者的博古曾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杨尚昆回忆录》）长征出发前，为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派出3000多人到中央机关及直属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机器，作撤退的准备，经过两天两夜晚的紧张工作，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物资。当时，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带上了，大到印钞票的石印机、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有的笨重的机器要20个人抬竟然也带上了。为了不使这些家当丢失，战斗部队分成前后左右加以保护，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新组建的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作为两侧保护，殿后的是红五军团。这几个军团前后左右保卫着庞大的中央两个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这样，“使能征善战的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机击敌的主动性”。（《杨尚昆回忆录》）

两个中央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搬家。其中，中央教导师6000多人作为中央纵队的第二梯队，抬、扛、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据时任中央教导师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种破布包扎捆绑的各式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特别是进入五岭山区后，队伍拥挤不堪，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彭德怀曾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此时还剩下的400多担物资全部破坏丢弃，当部队打开这些包裹箱时，这才发现“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还有许多没有用的废旧的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蜡板、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竟还有笤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红军长征回忆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