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总体上没有打大仗，可全军减员却达2万多人，这其中，除了一部分属于战斗减员，还有一部分因国民党飞机轰炸伤亡，以及伤残病留在当地外，有相当部分是掉队、逃亡造成的。承担大搬家物资搬运的中央教导师，“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并且“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该师是1934年8月底由各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组建而成的，直属中革军委领导，下辖3个团，约6000多人。这就意味着长征仅一个月的时间，中央教导师非战斗减员即达2000余人。

关于长征前期非战斗减员的情况，肖锋和陈伯钧的日记中都有不少记载。肖锋在1934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说：“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怪我太不警惕，未能挽救他。”（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1月16日的日记：“一路五名新兵开了小差。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而陈伯钧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也不少，如193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说：“是夜因渡河组织仍不十分严密，秩序较乱，所以三十七团落伍仍然不少。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月31日的日记说：“这几日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计三四十名。”11月5日的日记称：“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不一而足，对我之行军计划真是莫大障碍。”11月6日记载：“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第三十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昨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11月11日又载：“（第三十七团）一营代营长李发长政治动摇，有反革命企图，决定撤职逮捕送保卫局。”

可见，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一路开小差、逃亡等非战斗减员占了一定的比例。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关长征史的著述很少提及，其实，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正如肖锋日记所言：“工农分子来当兵，是拿着脑袋搞革命。”革命高潮时，投身革命队伍并不是一件困难之事，当革命遇到挫折时，一些人经不住严峻考验，也属情理之中。红军战士多是刚刚扔下农具的农民，农民有着极重的乡士观念，红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意味着离家远了，一些人脱离红军队伍也就难以避免了。于是，肖锋在其日记写下了这样的感言：“搞革命真不容易，有的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一心牵挂父母妻儿，这些人就干不了革命。”正因如此，那些始终留在革命队伍中，走完了漫漫征途的红军指战员，和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更加值得后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