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菅谈话”丝毫也未跨越15年前“只道歉、不赔偿”的“村山谈话”的范围。试想，仅仅重弹“村山谈话”的旧调，就能平息或缓和韩国举国上下对日本殖民统治100周年的怒火，这怎能不说是“草根”出身的“轻量级”首相的“外交成果”与智慧？

    除此之外，菅直人这回单独对韩国国民特别表示反省和歉意，还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在8月10日的记者会上，菅直人便坦率承认其谈话有如下的含义：“在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刻，本地区要有更加稳定的发展，应以日韩为轴心，再加上美国，形成日美韩三个国家的基轴，这具有极大的意义。”

    他还强调他与韩国总统李明博已达成如下的共识：“具有民主主义、自由与市场经济共同价值观的邻国之间的合作，对于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将会做出贡献。”

    在这里，菅直人含蓄地表示他对麻生时代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之认可。

    战略意义：面对“中国抬头”

    至于在亚洲以日韩两国或日美韩三国为基轴的战略意义究竟在哪里？假想敌又在何方？发表“谈话”的菅直人虽不明言，以“开明”和“自由派”为标榜的《朝日新闻》则在其相关社论中有如下的说明：

    “在亚洲，最应该手牵手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面对着中国的抬头和温暖化、能源等全球化课题，两国有必要进一步携手合作。”

    此处可圈可点的当然是“中国的抬头”。就连对殖民统治的“道歉谈话”也不忘推行其牵制他国的冷战思维与战略，说“菅谈话”的“和平味”比空洞无物的“村山谈话”还要倒退一步，并不为过。

    （卓南生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