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腐败官员进行分门别类，再有针对性地提一些反腐策略，是很多反腐专家擅长的。最近，“两手干部”成了一个热词，有媒体断言，预防“两手干部”腐败既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心，也是当前反腐倡廉的一个重点。似乎腐败出现新动向，反腐重点要变了。

　所谓“两手干部”，按新华网最近的描述，是指资历学历不浅、政绩业绩不菲、功劳苦劳不少，干工作有一手，工作实绩很突出；但在搞腐败上也有一手，贪污腐败也不差。媒体列举的典型包括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等，人数众多。

　按这样的“定义”，绝大多数腐败官员都可能对号入座，“两手干部”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但凡干部操权守职，要么自身本领过硬，能干事；要么善作秀，溜须拍马有一套，这也是能力的一种表现。以老百姓视角观之，两种干部有天壤之别；但在圈内人看来，是领导干部就会有一手。所以干部一腐败，不就成了“两手干部”？

　这不过是玩概念游戏，给腐败分子戴上一顶新帽子，而不可能是反腐新发现、新突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名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无止境地求新求变，它使人们的文化与生活失去传统。现在我们进行反腐研究，似乎也是对“腐败”这种传统概念厌倦了，要用新概念给人新鲜感，并乐此不疲。

　反腐专家寻找新鲜感的基本方法，就是不停地对腐败进行分类，然后命名之。最早的反腐败分类认为，腐败干部都是些放松学习、不改造世界观的人。后来提出了“59岁”现象。不久，说少年得志的中青年干部因为忘乎所以，容易把持不住。后来衙门分肥瘦，说清水衙门也出大贪。再后来说处级干部出事最多，又说县委书记是腐败重灾区。每次新的分类与命名出炉，总引起舆论热议，策士献策。

　分门别类，重点治理，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人们只是被新的分类与命名吸引过去。其实，衙门无论肥瘦，总有贪官；职务不分高低，都有落马。现在强调重点关注“两手干部”，似乎要对那些能干的干部特加小心。但从情理上讲，难道因为干部能干，就特别防他一手？从操作上说，谁来认定能干的干部，再由谁来特别监督他们？分类容易，设想一种特别关注只需灵机一动，但实践往往证明那是纸上谈兵。

　对腐败分类不止，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略了腐败本质。罗素认为，权与钱是很容易转换的，而且它们天生想合二为一。权操在人的手中，人性是有弱点的，很容易受到权钱交易的诱惑，这就是“权力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的道理。我们需要一种“腐败整体观”：权力腐败，与权力类别无关；而要反腐，关键是消除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而不是对权力进行分类。

　我们似乎总入不了反腐败的正题，正题难解，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腐败分类学误导了，我们投入过多财力与时间，反而被分类学家牵着鼻子，尽绕弯子。当我们关注处级干部时，厅级、科级干部笑了；当我们关注59岁干部时，35岁、45岁干部笑了。如今我们重点关注“有为干部”，“无为干部”可能也会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