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

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相信，他们会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的，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

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