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讲述蒋介石在陪都这段时光的著作《蒋介石的陪都岁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1946年5月，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上，蒋介石说：“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

八年的陪都岁月，该书剖析了蒋介石抗战期间的心路历程，也记下了他在内战中与国民党政权一起在大陆覆亡的最后足迹。

《蒋介石的陪都岁月》日前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讲述了蒋介石在陪都的这段时光，国民政府究竟是如何运转的？这座曾经的西南小城，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大事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民党执政以后，首都设在南京，1932年初，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南京政府曾一度迁都洛阳，并以洛阳为行都。抗战前，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抗战爆发后选择重庆作为陪都。

该书作者透过多年从事地方志工作掌握的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与历史照片，深刻剖析了蒋介石抗战期间的心路历程，披露了蒋介石个人生活的不少细节。

书中清晰再现了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各种关系，揭开诸多鲜为人知、尘封已久的岁月往事。

选择重庆作为抗日最后根据地

海南周刊：抗战爆发，为什么会选择重庆做陪都？

谢儒弟：国民政府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是1940年9月6日，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两年之后。

但在事实上，自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对外宣告迁都重庆，重庆便已经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

重庆作为潜在意义的陪都，更早在抗战军兴之前的1935年，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掩护，来到重庆和成都，统一川政和西南三省。那时，蒋介石便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作为抗日的最后根据地，并把重庆当作战时首都来筹建。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利于持久。当时重庆不但已是西南三省水陆空交通的中心，而且东有三峡险隘，及湘西、鄂西崇山峻岭，北有大巴山，南有云贵高原，军事上易守难攻。

重庆地处川东富庶之区，背靠川西平原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八年抗战半数以上的粮食和兵源均由四川提供。

抗战时东部还有两千多万人涌入四川，整整八年，也没有把四川吃穷。单是这些，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海南周刊：为什么最初会选择这段陪都岁月来研究蒋介石？

谢儒弟：我研究蒋介石是从研究孙中山开始，不懂得蒋介石，就不懂孙中山，不懂孙和蒋，也就不懂民国史。

蒋介石在大陆执政，以抗战爆发为分界点，前段从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誉为南京政府的“黄金十年”，有许多重大史实可圈可点。

后阶段从1937年到1949年，又可以1946年5月为界，前半为陪都抗战时期，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后半为国共合作再次破裂的内战时期。

我先写成《蒋介石的陪都岁月》，就因为这段时间两党大方向一致，客观记述这段历史更方便明确蒋的历史定位。

史家眼中最高的权威是史实的确凿

海南周刊：这本书的封面，是美国记者为蒋介石、宋美龄拍摄的，照片说明是“蒋介石为宋美龄‘指点江山’”，请您谈谈这幅照片的拍摄背景？

谢儒弟：这幅照片摄于1941年的重庆，具体地点有待考证，可以推定其最适宜的地方是重庆老城西侧的制高点浮图关。这里抗战时更名为“复兴关”，是中央训练团所在地，蒋介石当时最喜欢去的地方，距为外国记者特设的招待所巴县中学驻地，即今重庆市体育馆不过三五分钟车程。要指点江山，非此地莫属。

照片上没有背景，也因为蒋宋夫妇是站在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鸟瞰重庆全城及四周的长江、嘉陵江，环顾南山、歌乐山远景，和骋目方圆百里的浅丘平地。

清人王尔鉴任巴县知县时，曾登浮图关有诗称此地所见是“四围青嶂合，三面大江流”，这是这幅照片的空间背景。

这幅照片的时间背景是，1941年是“二战”具有转折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整个战局的大事件：苏联、美国参战。中国战场亦有了一个新局面。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表现英勇，不仅粉碎了日军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的计划，而且收复了原先失去的阵地，使蒋介石对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

可以说，阴霾即将散去，人心为之一振。

海南周刊：书中选有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创作这本书，是如何在研究中做到真实客观？

谢儒弟：我写作本书，精力基本上全放在文字资料的搜集、鉴别和选用上。我认为，在史家眼里，最高的权威是确凿的史实，一切既定的思想、观点都应服从这个史实。

这离不开史家的史识、史德，要学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

陪都8年无一刻不艰苦不辉煌

海南周刊：从1938年12月由桂林飞抵重庆，到1946年5月还都南京，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度过了8年，他都经历了哪些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时刻？

谢儒弟：在大敌当前，全民族奋起抗战之时，不断地流血牺牲，无一刻不艰苦不辉煌，通通加上“最”字，也不为过。

最大的辉煌，在抗战胜利收复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组建联合国及中国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等多方面。

最艰难的时刻，自然也可举出日本对重庆长达数年的大轰炸，及1944年史迪威不给国军应得的军械补给，以至中原兵败如山崩；但紧接其后的是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高潮、衡阳保卫战以一个军拖住20万南下日军47天的大决战，及“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运动等。

海南周刊：蒋介石在陪都这段岁月，国民政府是如何运转的？

谢儒弟：蒋介石到陪都以后约一个月，按照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着手组建了国民政府战时体制。

这个组织大纲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抗战期间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之指挥。总动员委员会直隶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担任，委员由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中监委常委、五院院长及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提名通过的人选组成。

这是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战时最高领导机构，以便随时决策随时执行，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需要。

海南周刊：能请您简单给我们的读者剖析一下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心路历程吗？

谢儒弟：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不但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也是蒋介石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最大障碍。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把它的势力驱逐出中国，蒋费尽心思。

面对现实的各种矛盾，蒋介石或忍或奋，小胜不忘自勉，大胜亦忧喜参半，使他非常痛苦。这就是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心路历程。 （魏如松 朱行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