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超乎寻常地“关切”，事发当天的10点30分，日本当局便发表了一份声明；6月12日，又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了《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极力显示清白。当张作霖离世的讣告于6月18日发出后，日本政府又派驻中国大使林权助为“特命奔丧专使”，前往沈阳吊唁。林权助返回日本后，在东京车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及我国东北的形势，林权助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读了这段报道，张学良说：“我不甚熟悉日本的历史，但我对林权助讲话，确很注意。有一天，我从北陵别墅回城，路经鼓楼北，到商务印书馆，下车翻阅所陈书籍，恰巧看见一本《东洋史》，内中载有德川家康一段事迹，乃购一册回去阅览。对德川这一段史实，阅览得特别仔细。”

　　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有不同说法。《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杨常事件述评》一文称，这本书是时任满铁经济调查局理事长的大川周明送给张学良的，书名叫《日本外史》。据说，大川周明还特意用红笔把丰臣秀赖被权臣德川家康推翻的一段史实用红笔勾画出来，暗示杨宇霆即是德川家康，而张学良则是丰臣秀赖。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暗示杨宇霆有夺权野心，希望二人“火拼”，日本也好从中渔利。

　　据卢广绩(张学良亲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市副市长)回忆，张学良曾给他讲过那段日本历史，说丰臣秀吉死后，他的儿子丰臣秀赖继位。丰臣秀赖“年少英敏，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委其岳丈德川家康(并非岳丈，德川的孙女嫁给秀赖)来执掌。当时秀吉儿子想，他是能够控制他岳丈的，认为德川家康不敢对他有何异谋，因此委以实权，自己便可以更自由自在的过着享乐生活。不意后来德川突然发动政变，竟杀了秀吉之子，取而代之，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

　　张学良说：“看过这段日本历史，我当时在想，林权助为什么说这番话？于是就联想到我们东北的内部情况。”可见，丰臣秀赖的“教训”无疑对张学良有极大的触动。卢广绩也说：“杨常之死，林权助的讲话，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笔者倒以为，当时东北的局势，与德川家康时代并不相似。丰臣秀吉死时，秀赖年仅6岁，还是个黄口小儿；而张作霖突遭变故之时，张学良已经28岁了，且久掌兵权。正如何柱国说的那样：“杨自命是东北诸葛亮……而张却不是西蜀的刘阿斗，这一悲剧之发生，迟早是难以避免的。”

　　当时的情形是，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手下军政要员有一些是张学良培养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张作霖的旧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真诚拥护张学良的，但因为张学良年纪尚轻，身体不好，再加上吸烟嗜好，也有人对他很轻视，其中，尤以杨宇霆为甚。据王家桢回忆，杨宇霆对张学良表示亲切，但又很轻视，认为张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儿罢了。

　　据当年帅府听差的赵吉春回忆，杨宇霆明里暗里没少攻击张学良，当着奉系元老的面，经常痛心疾首地说：“小六子不是跳舞，就是抽大烟，东北前途，实堪忧虑啊！”当着张学良的面，又以长辈的口吻说：“汉卿！你这口烟给人的观感可不够好啊。”话语间总有“高高在上”的意思，这自然引起张学良的反感。在背地里，杨宇霆经常说，张学良每天注射毒针，将来“必会自毙”。

　　偏偏日本人又极力搅扰，为了除掉杨宇霆，他们还利用《满洲报》举办所谓民意测验的鬼把戏，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人刊列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让读者“选举”东北军政长官及三省主席各一人，然后剪下寄到报社，并将前几天的“选举结果”公之于众。公布数字时，日本人别有用心地夸大杨宇霆的“选票”，借以煽动张学良的仇恨。而据高纪毅说，杨宇霆也利用这一机会，大量购买报纸，找人填写，以表明他是东北民意所归的人物。高纪毅说：“事后，由杨府卖出的废报纸达数千斤之多，这一秘密始为外间所知晓。”不过，笔者倒以为，杨宇霆既称足智多谋，似乎不应犯下此等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