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反间计”

　　杨宇霆“学通今古，识洞中外”(杨宇霆碑铭)，素有智囊之称。王家桢称“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考其一生，

　　主要功绩有四，一是协助建立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使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

　　杨宇霆是日本士官派，但从现有史料来看，杨宇霆很有一些“反日”的骨气。当时办理对外交涉，最棘手者莫过于日本。日本人向张作霖提出要求时，张作霖一般都说：“好，好，我叫凌阁来办。”如果日本人想要书面承诺，张作霖便百般托词。据称，只要不立笔据，杨宇霆总有办法使之打消、变通，而将损失降至最低。在东北路权交涉时，日本人几次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但总觉底气不足。其原因之一，据战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是“惟恐杨宇霆等反对派乘机制造纠纷”，而使日本已经取得的非法权益“化为泡影”。苏联学者也认为，张作霖之所以未与日本签订正式协定，是因为“遭到杨宇霆的强烈反对”。

　　日本人曾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也力主不予答应。经过数度交锋，日本人深感杨宇霆“不易对付”。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日本人才想除去杨宇霆。王家桢曾谈到，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等都对杨宇霆加以诽谤，让人不由想起“邻国之贤，敌国之仇”这句成语。日本人认为，杨宇霆不除，难以侵占“满蒙”，张作霖执政期间，日本所提出的要求都没有实现，主要是杨宇霆从中作梗。1928年8月11日，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狡猾哉杨宇霆》，其中说：“我们过去把宇霆看成很诚恳、很恭谨孝顺的，是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养老女婿，实指望他将来对我们养老送终，顶半个儿子使用，不成想，他的良心和心眼一转眼都变了，幸而我们的姑娘还没给他，如果真给了他，不但对我们不能养老送终，还把我们的姑娘白白骗走了。”可见日本人普遍认为，杨宇霆是与他们唱对台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