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罗彩霞案，以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的方式落幕。被告王峥嵘给付原告罗彩霞赔偿金4.5万元，原告放弃其他诉求。回溯罗彩霞案大白于天下以来的种种艰难险阻和汹涌民意，结局显然要“祥和”得多。

然而，在从事件曝光到等待判决的17个月里，从罗彩霞、王峥嵘、杨荣华、王佳俊等当事人到整个社会，又付出了多大代价？

罗彩霞付出了自己的受教育权乃至姓名权，她的一生因此改变；王峥嵘身陷囹圄，其夫人杨荣华神经错乱，王佳俊“生死未卜”不能到庭；随着案情发展，关注者也从对罗彩霞声气同枝地表示同情，转为意见分化，为王佳俊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罗彩霞是维权还是另有他意而争议不休。

这些争议，实际上表明的是群体对权力造成的悲剧的认知迷惑，以及维权是否应该向现实适当低头的迷惑。这些迷惑，充分表明社会在为罗彩霞案付出群体性代价。

罗彩霞不是堂吉诃德式的骑士，她不是为浪漫而战，所要的只是一个普通弱势者的最后生存底线，要的只是一个受害者的最后一点公道。罗彩霞式的悲剧之所以如此牵人心肺，在于这样的悲剧如果不坚决阻止，就可能成为更多弱势者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讲，即使在司法层面因罗彩霞“放弃其他诉求”后有关学校和教育部门不必再接受司法追索，但是疑问仍然存在———罗彩霞被顶替成功，在程序上需要突破湖南省邵东县第一中学、邵东县教育局、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市教育局等多重屏障，即使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部门与王峥嵘夫妇存在主观故意的配合，但是客观上的行政过失也不能因此掩盖。无需承担民事责任，不代表他们无需接受行政惩戒。

否则，罗彩霞因司法调解而获取的有限正义，还需打折。通过罗彩霞案而推动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社会期待，也就会再次为现实的权力意志操作而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