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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鲁迅为何坚拒赴苏

发布时间:2010-08-13 06:04  来源:新华网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1936年之前,萧三(现代诗人,《国际歌》歌词的主要中文译者之一)曾代表苏俄方面三次邀请鲁迅旅莫斯科未果。这三次具体情形如何,暂不赘述,这里只说1936年鲁迅坚拒苏俄邀请一事。

 据相关资料,1936年在莫斯科的萧三将信息送至上海鲁迅处,邀鲁迅全家赴黑海之滨疗养。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对邀请之事却作了这样的回复:“三兄力劝我游历,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这里所指的“三兄”,即萧三;“力劝我游历”即“邀请鲁迅全家赴苏”——鲁迅是孝子,幼年丧父,慈母在上,不宜远行;“家眷(母)生计”意为不只是在北平的母亲大人,还有妻室朱安也得供养;“因此后甚觉为难”,即一旦去过红色风暴的策源地,能否再重回白色恐怖的国内,一以贯之地以笔为枪,实难预料。况且鲁迅非组织中人,尚可不受约束,故“婉拒”之。

 至于旅费,苏俄当然慨然承诺。但鲁迅曾申明:“至于旅费,我倒有法办的。”这大概是为了避免“拿卢布”之嫌,不给论敌以口实罢。

 然而,这里所陈述的理由,恐怕并不是鲁迅拒绝苏俄邀请的真正原因。

 虽然鲁迅于此以家事答复而“未允”,可是以“国事”为重的萧三,却觉得莫斯科交代的任务没法交差,于是只好通过电讯及组织系统,物色合适的人员登门,进一步当面“力劝”,以说明恳切之情。

 物色的结果,便是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为什么要物色胡愈之呢?其一因为胡愈之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的学生,易于获得鲁迅的信任与接受。其二,胡愈之不仅为同乡,而且于1928年游学欧洲,往返苏俄,熟人熟路。其三,胡愈之撰写过一本《莫斯科印象记》,于1931年出版,鲁迅看过并抱有好感,曾撰文表示首肯。所以,胡愈之无疑是劝鲁迅旅苏并疗养的最佳人选。

 更关键的,是苏俄殷切需要鲁迅手中那支威力四射的“金不换”啊!

 这次考虑安排不可谓不周全的邀请,却仍未成功。

 1972年12月2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胡愈之谈到1936年邀鲁迅赴莫斯科访问却被拒绝的经过:

 过了一会,鲁迅又说:“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鲁迅讲话时虽没有点名道姓,显然是指当时党内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机会主义者,暗中在攻击鲁迅。

 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

 我只和鲁迅谈了这么一次。我知道鲁迅是坚决不去苏联的,所以不再找他谈,就回了香港。1936年8月我回到上海,鲁迅在病中,到10月去世,我没有再见过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转自《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朱正文)

 这里值得推敲的,是以黑体标明的一段文字,在1976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时已被删除。虽然,该辑在出版时标明“内部发行”的字样,一般读者不易看到,但编者仍出于谨慎考虑,作了这样的处理,致使鲁迅拒绝的真相被遮蔽了。

 其实,这应是鲁拒绝赴苏的要害所在,实属极敏感的如何对待苏俄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的大问题。虽然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大张旗鼓地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但反对的是当权的苏联领导人,若作这样的披露,对维护已故的斯大林是不利的。再者,鲁迅在30年代已质疑斯大林的大清洗,倘作这样的披露,对维护共产主义者鲁迅的形象也不利。

 如此说来,遮蔽得有道理;至于史料的真实不真实,倒是等而次之的事了。

 但因为这样的遮蔽,人们便无法读懂胡愈之这句话:“我知道鲁迅是坚决不去苏联的。”读者也不明白:“当时党内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机会主义者,暗中在攻击鲁迅”,事情发生在国内,这样的理由与国外的邀请并不相干,鲁迅如此的“坚决”,不是“坚决”得似乎没有道理吗?

 这段佚文,现在由朱正先生从严家炎先生的著作中打捞出来了,否则,鲁迅这“不白之冤”蒙了30多年还要继续“蒙”下去。

 鲁迅说过:“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之所以与青年战友们一再冲突,甚至对苏俄的大清洗表示质疑,就在于他的人道主义情结和对血腥本能的反感。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是“不杀人”,“不乱杀人”。虽然鲁迅只是在书斋里谈论这段未曾经历而仅从纸面了解的革命,多少显得有些天真与书生气,正如他在《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中所言:“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他的睿智与警觉的确超乎常人。

 对于擅长“孤证不立”的论者来说,恐怕会站出来质疑:这仅为胡愈之一家之言,说鲁迅当时已认识并质疑了苏俄的大清洗,未必证据确凿。笔者为了稳妥起见,又查找资料,并进一步向当时主持《鲁迅研究月刊》编务的王世家先生问学,承蒙他与仍在《鲁迅研究月刊》供职的作者兼画家裘沙先生查询后,于3月4日复函:“这句话是他访冯雪峰时听到的。”如此说来,鲁迅对苏俄的质疑一说,便更不为“孤”而似乎可以“立”起来了罢。

 那时的苏俄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列举两组数字:“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即劳改营)的囚犯、特殊圈地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敌人’。”(徐贲:《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关于其中的被处死者,另有一组比较精确的统计:“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苏联克格勃主席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邢晓飞:《卫星承载的帝国》)

 这些数字是没有去过苏俄的鲁迅所不知道的,也是起初对苏俄抱有“冷淡与怀疑”,转而信之且赞赏之一阵子,又复归于质疑的鲁迅所关心却无法知道的。

 1936年4月间,鲁迅对从英国归来的李霁野(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复述过一段与冯雪峰的对话。鲁迅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而冯雪峰则连忙摇头摆手应之:“那弗会,那弗会!”(《鲁迅纪念集》第1辑第68页)往昔人们孤立地读鲁迅这句话,多少有突兀之感。现在,若把鲁迅不仅因“左联”解散问题“得罪”了中共党内的周扬等领导人,而且因一而再、再而三拒绝莫斯科邀请的盛情“得罪”了苏俄联系起来看,就并非空穴来风,而可坐实了。更何况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早就说过,“倘当(旧政权)崩溃之际,(我)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呢?

 无独有偶,彼时的苏俄,法国的罗曼·罗兰去了,纪德也去了。前者留下了一本《莫斯科日记》,后者留下了一本《访苏归来》,却拂逆了主人的初衷,揭开了苏俄真面目的冰山一角。鲁迅没去,幸好坚决没去,当然什么苏俄见闻与游记之类也没有留下。所以,鲁迅写了不少诸如《我们不再受骗了》之类的文字,就都流于由于资讯封闭受骗于苏俄的虚假宣传,且并非亲历亲闻而无实感的泛泛之谈。当然,人们也不必去认真对待它了。

 但是,大作家郭沫若去了,大作家茅盾也去了,各留下一本在50年代风行一时的苏联游记之类,把苏俄大大吹捧了一通。套用曹雪芹的话说,一面将“甄士隐”去,一面搞“贾雨村”言,或许因为患了“左倾色盲症”也未可知。书名记不清楚,也不真切了——那就算了吧,恐怕后来连作者自己都不再提起,也羞于言及了。  (作者系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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