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不应该有了钱就狂了、疯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黄炎培问：“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如何找出一条新路？（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对话）

　　——梁启超问：郑和下西洋乃“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但尽管当时参与者达12万之众，“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李约瑟问：“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三君所问，无不凝聚或折射着文化焦虑。人无文化，浮躁浅薄，难免“其亡也忽焉”；文化涵养，有助于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民无文化，行也不远，当然“竟无第二之郑和”；文化繁荣，催生着“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新局面。国无文化，急功近利，能有几人锲而不舍艰苦创业？文化底蕴，孕育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三君所问，其根本答案就在二字：文化！

　当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当中华民族终于向着伟大复兴迅跑的时候，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十七大报告再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在时代的高起点上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现在我们一部分人富起来了，有人提醒：“历史上我们也曾富过。中国是文明古国，书香门第再富也不能浮躁。沉静、从容、大气、平和，有其境界，是文化大国的气质。不应该有了钱就狂了、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今天，经济繁荣谈文化，文化更上一层楼。文化啊文化，三君所问撞击我们的心灵。“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叶小文 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