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笔录暴露真相

    包括参与审判叛徒的法官任怀苍、与刘仁杰曾交往甚密的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范明等人出具的证言竟然都无力证明刘仁杰的历史身份。

    几年下来，刘吉安赴兰州、银川、延安、渭南、咸阳、西安等地搜集一切可能与父亲有关的历史资料，查找一切可能的证据和见证人。

    为寻找一份曾报道刘仁杰率部起义的《关中小报》，刘吉安就跑遍了延安、西安、北京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在工厂上班的刘吉安收入微薄。为了省钱，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点干粮就奔波一天，晚上就睡在车站候车室。

    刘吉安随身背着的黑色挎包里装满了搜集来的各种证言证据。刘吉安用这些证据一点点拼接还原父亲刘仁杰39年的人生。

    又一个十年过去。

    1998年，余桂芳病逝。临终嘱托儿女一定要为父亲讨一个公道。她始终坚信丈夫迟早会被追认为“烈士”，为了不给“烈士”抹黑，这个32岁就守寡的女人一直没改嫁。

    2000年，刘吉安终于看到一线希望。一位曾被刘仁杰保护过的地下党员的儿子孟成就任高陵县民政局副局长，孟成（化名）深入调查后，认定1987年的结论错误，向上级民政部门递交了请求追认刘仁杰为烈士的报告，但最终的批复仍是“刘仁杰身份不能确定，死亡原因比较复杂，不宜追认”。

    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范明为刘仁杰作证明时称，“刘仁杰是高陵功劳很大的一个党员，他当时能拉一个连起义，比解放战争中拉走一个军意义重大得多。”

    面对这一结果，孟成也深感困惑。因为包括参与审判叛徒的法官任怀苍、与刘仁杰曾交往甚密的范明等人出具的证言竟然都无力证明刘仁杰的历史身份。

    吴得到的答复是，要证实和认可刘仁杰的党员身份，需要提供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时的档案材料。这让吴难掩气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刘仁杰身处特殊年代，怎可能有如此详尽的入党材料？”但对方坚持“要按文件规定办”。

    而越来越多的知情人离世。类似寻找谭国帆的遗憾，刘吉安多次碰到，曾与刘仁杰单线联系的三位关键证人先后离世，没为刘吉安留下证言。

    老人们逝去，历史也在慢慢老去。刘吉安为父正名的愿望日渐渺茫。

    直到2002年，重大突破降临。在刘吉安为关键证人证言的缺失而苦恼时，在银行工作的大女儿刘锦突然想到，当年审判叛徒的档案是否还在？

    带着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她真的在陕西省档案馆查到了一份当年的庭审笔录和判决。其内容明确指证是叛徒杀害了“256组”的地下工作人员，但这份直接证据因没指出具体名字，仍被民政部门拒绝采信。

    随后，刘吉安又四处打听整个卷宗的下落，终于获悉，当年的卷宗被转移到了最高法院保存。

    2005年，刘吉安在最高法院档案馆查到了完整的案卷。而卷宗所附的一份刘仁杰生平，清楚地证实了刘仁杰地下党员的身份。书写这份证明的，正是孟成的父亲。

    而一份时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院长马锡五、副院长乔松山签字同意，对叛徒任贵金处以死刑的审核文件中，也证明了刘仁杰等人确为叛徒出卖而遇害。

    拿到这份铁证，激动不已的刘吉安打电话向所有人告知消息。时间一口气打了380元。刘氏兄妹和孟成也在电话那头激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