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 红色卧底？

    已明了的真相却无法证实，刘吉安悲愤莫名。1970年，他辗转找到了父亲当年惨遭活埋的那座山坡，站在这个父亲蒙冤的历史起点，他泪如雨下。

    如果不是1963年，一位刘仁杰曾经的部下到刘家探望，刘吉安也许不会知道父亲是“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革命烈士”。

    刘仁杰牺牲时，刘吉安只有5岁。父亲的身份和死因一直成谜。母亲余桂芳只知道丈夫生前经常往解放区送枪支弹药等“违禁品”，“在给共产党干事”，但丈夫究竟是什么身份，她并不清楚。

    刘仁杰被杀两月后，仍无人向刘家解释刘仁杰的死，刘家也没得到政府的任何抚恤。

    关于刘仁杰其人形象，他的女婿曾听一个当年曾见过他执行任务的抬尸体的人形容，“大个子，穿着一个黄呢子大衣，腰上还有枪，自行车一骑，威风得很。”

    直到1963年，刘仁杰被杀14年后，一位刘仁杰曾经的部下前来探望，刘吉安第一次了解到，父亲曾是杨虎城麾下38军机枪连的连长，西安事变后杨部受到排挤，遂于1939年率部起义投共。随后又被派回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父亲真实的身份不是“军统特务”，而应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卧底”。

    这位跟随刘仁杰投共的昔日部下，彼时已是解放军某团政委，看到刘家无“烈士光荣牌”，也没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政策”，余桂芳独自抚养4个儿女，家境凄凉，愤愤不平；当即拉着余桂芳去找高陵县委“讨说法”，县里同意立案调查。

    但此时，新中国已处“多事之秋”。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不久“文革”爆发，社会混乱，县委调查不了了之。

    在那个以血统、出身划分阶级的年代，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刘氏兄妹被剥夺了升学、招工等一切机会，而在部队表现优异的刘吉安也一直无法入党提干。

    1969年刘吉安愤而自请退伍，踏上了追索历史真相，为父亲讨还历史清白的漫漫征途。

    几经努力，刘吉安找到了父亲所在“256组”惟一的幸存者邸化民，找到了曾审判过出卖父亲的叛徒的法官任怀苍，找到了委派父亲返回国统区“潜伏”的关中军分区参谋郝伯雄，终于弄清了整个“256组”就是刘仁杰打入敌人内部组建的地下组织，刘仁杰是被叛徒告发遇害的真相。

    但此时，包括郝伯雄、任怀苍、邸化民在内，刘仁杰曾经的同事、战友和知情者几乎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当刘吉安带着他们出具的证言找到政府后被告知，这些人的证词怎能采信？

    已明了的真相却无法证实，刘吉安悲愤莫名。1970年，他辗转找到了父亲当年惨遭活埋的那座山坡，站在这个父亲蒙冤的历史起点，他泪如雨下。“文革”结束后，借平反冤假错案东风，刘吉安也试图为父亲“翻案”。但历经十年浩劫，许多重要知情人已不幸罹难，幸存者也音讯难觅。

    为此，刘家全家动员。刘氏兄妹常常带着一瓶水，一个馍，骑着车就大海捞针，四处寻访一天。

    1987年刘氏兄妹终于打听到时任渭北游击纵队总司令、与刘仁杰单线联系的关键知情人谭国帆的下落。但就在他们打算前往取证时，却在报纸上看到了谭辞世的讣闻。

    紧接着更大的打击，是高陵县民政局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罔顾刘氏兄妹辛苦寻访来的证人证言，只根据县公安局敌特档案名录和找不到入党介绍人，便轻率做出了刘仁杰之死为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结论。

    这一态度让刘吉安四兄妹绝望，妹妹刘润仙愤而烧掉了历尽艰辛才搜集来的证人证言。

    刘吉安却不肯放弃，他立志查找历史证据，寻访更直接的历史见证人。他指着当时的民政局局长说，“我有生之年，必须把这个冤案翻过来，让你看清历史究竟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