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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开始了。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警方出动将妓院老板们抓获，封闭妓院大门，把妓女围住。到第二天上午10时，逮捕324个妓院老板，后来分别被判刑入狱或送去劳动改造。181名持照妓女和320个街头“野鸡”则被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

    而事实上，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

    自1938年起就多次参加解放区禁娼运动的曹漫之遇见了新难题。十里洋场中，“青洪帮”和“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以及包括娼妓、职业乞丐、扒手在内的“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盘根错节，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如果禁止妓女从事性交易，就得给她们提供饭碗。30多年后，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前言里还感慨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妓女的改造”。

    本文摘自《看历史》 作者：杜兴

    “1952年国庆节前洗的手，是最后一批妓女……大跃进那一年结的婚……”1983年的某天，一个64岁的退休女工人俞欣芝（化名），向作家张辛欣及其伙伴述说自己一辈子的遭遇。

    “由于我们刚进上海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三年之后，1986年11月，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追忆了自己参与上海接管和改造的经历。他的对面坐着美国学者贺萧。

    一个19岁加入中共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妓女之一。

收捐

    1949年5月初，离上海两百多公里的丹阳县，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议题之一是禁娼。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

    而在上海知名“风化区”会乐里，俞欣芝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像她一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来说，清除娼妓是让中国变成强大、健康的现代国家的必须动作之一。但进城后怎么着手？有干部认为一天也不能忍，应该立即禁绝。曹漫之找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大多数却主张要权衡现实，不能马上取缔。

    自1938年起就多次参加解放区禁娼运动的曹漫之遇见了新难题。十里洋场中，“青洪帮”和“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以及包括娼妓、职业乞丐、扒手在内的“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盘根错节，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如果禁止妓女从事性交易，就得给她们提供饭碗。30多年后，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前言里还感慨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妓女的改造”。

    “在解放以后，妓女还在街上，所以我们的干部有意见，民主党派也有意见。”有一天刚躺下准备休息，有人就来批评曹漫之。他说，“你睡觉睡好了，是不是？我睡觉还没睡呢。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能收容？收容起来，当天就没饭吃，把妓女又变成乞丐啊？那么这算什么政策。”

    曹向贺萧回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还得准备一批干部，而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我接管市政府，接管法院，接管监狱，接管区公所，接管国民党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办事机构。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个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

    “这段时间完全是不得已的，绝不是我们的心愿。”在接管上海之后的两年里，曹漫之“忍着心里的痛苦”，耐心地准备着。

    5月10日，进城部队做报告的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在谈到税收问题时强调，“既然娼妓还存在，当然也还是要收……”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如果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或将她扣留，妓女可以控告他们。

    而其它城市同行的遭遇也陆续传来：从1947年到1951年，石家庄、北京、吉林、南京、苏州等城市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取缔了娼妓业。在此情况下，上海的一些 “妓院巨头”，早在1949年解放时就溜走了。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又处死了一批。

    “对新中国成立我是麻木的。国民党、日本人、美国人，然后又是国民党，我见的人多啦！共产党来了，我还是卖自己的‘咸肉’！”俞欣芝回忆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发现有大批姐妹开始朝火坑外跳。战火熄灭，经济逐步恢复，许多妓女回到了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