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派”经济学家替权贵说话,“门客派”经济学家替富豪办事,经济学家的社会公信力丧失殆尽,弱势群体仇官仇富之余,自然而然地“仇学”。

贫富分化和劳资冲突导致仇富,腐败现象和官民冲突导致仇官。近两年,“仇学”风潮又此起彼伏。内地文化名人、知识精英和学术权威先后陷入空前的公众信任危机,余秋雨、文怀沙、茅于轼、汪晖、朱学勤、唐骏等等,还有一批文学艺术精英接连被斥“低俗”。8月1日,网上盛传张维迎“学历造假”,让人吃惊。接二连三的“倒”学者现象后边有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倾向,即“仇学”心理,“仇学”风潮给精英阶层敲响警钟,知识界应自警、自省、自律。

人无百年好,花无百日红。中国人审美讲究“万顷碧绿一点红”。文化人不要到处卖文化,更不要涉嫌卖弄文化。文化精英余秋雨企图代代红,而不忏悔自己的历史问题,让人反感；到处涂抹“文化口红”,把文化用得太滥；到处“赶场”,有“通吃”之嫌,遭人嫉恨；在受众层次多的电视界贩卖文化,表达方式又不如易中天那样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有装腔作势之嫌；在文化稀薄的“青歌赛”上“考”文化,与小字辈谈文化,涉嫌卖弄和不厚道。相比之下,著名演员陈道明是个明白人,他挑剧本、选导演、分析演员组合,不愿演,不该演的戏,绝不出演。余秋雨的误区之一就是滥演戏,演滥戏。

为长不尊,人必不敬,遭遇直接蔑视；倚老卖老,人必嫌弃,遭遇间接蔑视。文化界与娱乐界是两码事,文怀沙不该过多接受娱乐记者的采访,且应拒绝被娱乐化。作为老人,到处说自己喜好美女的大白话,出言不慎,让晚辈当猴耍,必然形成为长不尊的公众形象。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潮涌、文化快餐、观念速朽、崇拜年轻的时代,倚老卖老实在不合时宜。

专家即偏家,说话点到为止,避免误解。杂文家即偏颇家,发言要审时度势,适可而止,避免曲解。茅于轼先生被称为“经济学的鲁迅”,敢说真话,也热心做好事。茅先生先被捧,而后被“砸”,与其就事说理的专家风格有关,也与他“只攻一点,不计其余”的“杂文家”风格有关。观点被误解,说法被曲解,立场被怀疑,有口难辩。

胡适先生一生提倡学者“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主义是政治家的话语,学者的天职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学者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润物无声的态度,以寸进之功构建文明。汪晖、朱学勤二位应以胡适之先生的警句为训,少谈些主义。

中国素有尊重知识的传统,文凭高的官员被尊称“学者型官员”,学问深的商人被称为“儒商”。学者也罢,儒也罢,皆是定语,官职、商业乃是主语。唐骏的误区就是主次颠倒,本末倒置。商人以资本和诚信为立身之本,西装革履乃是商人风采,何必穿一套儒生服装招摇过市,自取其辱呢?

在“经济战争”年代,经济学是第一显学,经济学家们风风火火闯九州。殊不知,拉风者,必惹火。张维迎个人惹火,部分像余秋雨,“滥演戏,演滥戏”；部分像茅于轼,言论有偏颇之处,容易被误解,被曲解,被怀疑。张维迎的学历学问不会有大问题,他们这些经济学精英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信任问题。“风派”经济学家替权贵说话,“门客派”经济学家替富豪办事,弱势群体比较利益锐减、权益受损,需要代言而乏人代言,经济学家的社会公信力丧失殆尽,弱势群体仇官仇富之余,自然而然地“仇学”。

上面说的主要是精英阶层被骂、被“倒”、被“仇”的典型个案,不免以偏概全,难免主观臆断。作为整个精英阶层,并延伸到知识界,建议大家好自为之,不要忘了知识分子的常识和底线:学术独立、知识中立、艺术风骨、学者尊严、科学良心。（陈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