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在媒体上看到两条消息，都跟北京的“人口”和“劳动力”有关系。其一，《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今后高层次人才在京津冀地区可自由落户，并在子女入学、社保等方面享受当地市民同等待遇；其二，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高端人才“请进来”、低端劳力“撵出去”，如此“一加一减”，北京人口的整体“素质”势必提高，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问题也解决了。看这如意算盘打的！

可是，啥叫“高端人才”，啥又叫“低端劳动力”呢？据说，小企业小门店吸纳的大量流动人口就属于低端劳动力；对“高端人才”的标准，新闻中没有详细解说，但从“经过认定的200多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将受聘为北京市特聘专家”的表述，可以看出，所谓的“高端人才”，当指在国外镀过金的高学历者。按照这样的标准，北京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都会被归入“低端劳动力”之列，将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命运，而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博士们则会成为得饽饽，得到北京热烈的欢迎。

但是，那些留洋的博士就真的是有用人才吗？北京的发展真的不需要“短衣帮”吗？

最近媒体曝光的“唐骏门”就很说明问题。唐先生有西太平洋大学博士的头衔，可经查证，所谓的西太平洋大学就是个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自从唐骏“学历门”曝出后，我才终于开了窍，原来所谓的学历和声名也不过如此，如果我的脸皮也够厚，我也可以成为“人才”。我不知道当今中国社会上那些个光鲜夺目的“高端人才”和“精英”有多少此类货色，但想必不在少数吧。

对于在小企业小门店中就业的那些“低端劳动力”，我想我是有点了解的。我在北京生活的十年间，接触了无数此类底层劳动者。也许他们默默无闻，也许他们自卑谦恭，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真正的劳动者，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为首都增砖添瓦，首都之花的灿烂辉煌少不了他们的血汗浇灌。然而，他们却住着首都最差的房子（有的还是地下室和窝棚），吃着最简陋的饭食，在承受着最沉重的生活压力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上等人”的歧视。我不止一次想：这些可爱而可怜的劳动者，也许就是新时代的“时传祥”吧。如果我是城市的决策者，我倒宁可要一位兢兢业业的“时传祥”，也不想去听唐骏们的夸夸其谈。

当年，时传祥从山东来到北京，干起了掏粪工。他不仅没有被社会排斥，反而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刘少奇的亲切接见。可今天，“时传祥”们将面对的，不是荣誉和感激，而是要把他们撵走的扫帚！这怎能不令人寒心？

打着“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的旗号来拿弱势群体开刀，北京不是第一家。几年前，《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就提出，要发挥产业政策对人口分布的引导和配置功能，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

我实在想不通，为何不止一个城市的管理者都热衷于将劳动者人为地划分为三六九等，且不遗余力地要将底层劳动者赶出城市，宁要“唐骏”不要“时传祥”。真正的高端人才当然很重要，他们是金字塔的顶端；但低端劳动力也必不可少，他们才是社会真正的塔基。如果把“时传祥”们全部赶出城市，我认为城市是否还可以正常运转都是个未知数。

人文环境如何，也是考量一个城市综合水平的重要标准。一个缺乏包容的城市，一个弥漫着傲慢和偏见的地方，能吸引来真正的人才吗？ 北京和东莞等地为了“改善人口结构”可谓是不遗余力、怪招迭出。可恕我直言，你们的这些招数尽管可能会如愿以偿撵走部分所谓的“低素质人口”，但同时也可能会让一些有正义感的“高素质人口”感到心寒，从而选择离开。

“低素质人口”被赶走了，难道北京就能变成“唐骏”们的天堂？照我看，过不了几天，北京就会变成到处是大便、臭气熏天的城市，谁让你们赶走了“时传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