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

    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制造业兴国”就一直是各国倚重的战略要点之一。特别是发达国家，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无一不是“制造业兴国”的结果。目前，美国等少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现代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制造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也是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先进制造业仍然是这些国家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所倚重的关键，仍然是这些国家发展的重点。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能够在过去三十年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能够让十多亿人民摆脱贫困并逐步走上全面小康之路，倚重的也是“制造业兴国”的发展战略。可以这样说，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制造业兴国”仍然是中国的发展战略。所不同的是，“制造业兴国”的内涵需要提升、外延需要扩大，“中国制造”需要逐步向“中国创造”过渡与转移。

但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制造业兴国”已面临新的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于“劳动力红利”的不断减少，让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弱。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制造业的最大竞争优势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劳动力红利”。正是“劳动力红利”在产品成本中的构成相对较低，才使得出口这驾马车具有较大的活力和竞争力。但是，随着劳动者对收入的要求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导致“劳动力红利”带来的竞争力不断下降，从而让很多投资者，特别是民间投资者远离了制造业，远离了实体经济。

让投资者与资金逐步离开制造业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的下降。低端制造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环境资源，随着耕地的大量被占用、环境的过度破坏，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可以利用的获利空间越来越少。多数情况下，土地和环境成本已使低端制造业没有生存能力和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和资金不得不选择进入其他领域和行业，从而给制造业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影响。

当然，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过度渴求和短期利益的强烈追求，也是导致投资和资金向其他领域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业已成为地方政府快速制造政绩、快速创造GDP的最主要手段。也正是房地产业对政绩和GDP的速成效应，不仅让投资和资金大量涌入到房地产业，也让地方政府的热情和重点转入到房地产业，从而把本应给予制造业的优惠政策都给了房地产业。那么，制造业还如何能够继续快速发展呢？

由于种种原因，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风险要远大于房地产业和所谓的资本运作，如果制造业的投资者缺乏长远眼光和创造思维，没有不断创业的热情和决心，没有舍我其谁的信心和勇气，没有不断创新的力量和动力，那么，就会在制造业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转方向，就会选择远离制造业。

据有关媒体报道，在历经一年的工业地产经营磨合后，TCL与万通集团签订了《进一步推进工业地产领域合作之框架协议》。协议规定，将充分利用双方在地产开发及工业土地的独特优势，为工业地产开发开辟一个全新的方向与模式。

虽然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明确表示，此举并不是“病急乱投医”，主业仍然是制造业，特别是液晶研发和生产。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面对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包括TCL在内的许多制造企业，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当然，TCL作出这样的选择，也不排除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前些年通过投资“杠杆”，在全国圈下了大量的工业土地，足以让他们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依靠土地开发过一段“安稳”日子。

我们并不否认，通过开发工业地产，可以有效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每个企业都象TCL一样，将手中已经掌握的土地进行工业地产开发，那么，谁来投资实体经济呢？其土地和厂房利用率又如何提高呢？

也许，一个TCL与万通的合作，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是，如果众多像TCL这样的制造企业与地产企业合作，转而开发房地产，中国制造业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

当前，资金逃离制造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尤其对那些竞争力很强、创新要求很高的领域和行业，逃离现象更为严重。

退一步讲，如果投资者和资金远离制造业，是像发达国家一样转向现代服务业，问题还不大。问题在于，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是转向了房地产业和投机市场，虽然也能创造GDP，但对社会财富的贡献率很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者和资金更多地进入到房地产业，会让社会的生活成本更高，让劳动者对收入的要求更高，从而使“劳动力红利”更低，制造业的竞争力更差。这才是最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