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父亲遗愿：恢复党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始，上海市房地局党委为了保护当时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父亲，让他在家休息。但以他性格，非但不会呆在家里，而且依然坚持每天上午上半天班，说：“去看看‘大字报’，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想法。”然而，他回来后常常一言不发，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一次，他道出个中原委：“‘大字报’揭发了许多(党内)的事，如果事情属实，问题就太严重了。”但他始终没有说是什么事，也没有说如何严重。后来，全国刮起了一阵“经济风”，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兼局党委书记朱道南(《大浪淘沙》的作者)数次遭批斗，父亲痛心地说：“朱局长代我受过。”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已经预感到冲击波，即便在此艰难时刻，他想到的依旧是如何去保护他人。当得知有人企图抢占陈修良(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之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母亲陈老太的住房时，他专门指示：不得动她的房子。为此，我陪同父亲两次探望双目失明的陈老太。父亲说：“大革命时期陈老太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多次帮助和掩护过地下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忘恩。”

然而，1968年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从此再也没有回家。不久，一名军代表带领几名房地局的人员来抄家。不多日，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在上海和外地的子女大多受到了株连。几年过去了，家人始终没有父亲的消息，更谈不上见到他。偶然传来张纸条，除了索要衣服或药物外，没有任何其他字句，只能证明他还活在某处。

1970年底，父亲终因无法承受残酷迫害而罹疾，被送至黄浦区中心医院，此时才允许家属探望。我从外地回沪探亲，第一次去医院探望，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已无法动弹，床底下有一捆绳子。我们问及原由，医院和看守人员说，家父前一天“闹”，所以捆过他。令我们不解的是，家父已无法动弹，也无法用语言交流，前一天何以能“闹”，还需用绳子?尤其是，他重病住院，还被24小时监视，寒冬腊月，病房窗门大开，导致他肺炎引发心力衰竭。我们能向谁述说?!他唯一能说的是：“我要求……”，“我要求……”(指的是他恢复党籍的问题)，我无法抑止自己的眼泪夺眶而出，只能在他耳边轻轻地说：“爸，你放心，一定会解决的!”

1971年1月30日，我再次去探望父亲，他已处于弥留状态，嘴仍在动，但已无声，渐渐地停止了呼吸。海关大楼的钟声恰在此时敲响，在新春的钟声里，父亲带着遗憾走了。

后来了解到，父亲去世前被安上“特务”、“叛徒”的罪名并冠以“台湾派回来的总特务头子”，关押在哈密路上海公安学校内。

父亲一直以共产党员身份做地下工作。然而解放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党籍并没有恢复，而他和小叔重填的入党申请书因当时红岩办事处撤退匆忙而销毁。父亲虽然心里因此很苦恼，但始终没有放弃要恢复共产党员身份的心愿。他曾对史永说过：　“我已经老了，一生寄希望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现在成功了，即使让我做个社会主义的清洁工，我也是开心的。”

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总字725部队。遵照父亲之意，我拜访了时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史永(沙文威)。谈起家父的党籍，他说：“在浙江时我知道有你父亲这个人，但我们不是一个地区的。很多年后，我与你父亲接上的是工作关系，不是组织关系，无法证明他的党员身份。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全被破坏，又没有党证，我和金城都是后来重新人的党。金城那时是诸暨的县委书记，你父亲是团委书记，属他领导。”后来我去全国政协大院，拜会时为中共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他邀我共进晚餐时说：　“你爸是我叫他利用关系避入国民党军需界的。我告诉他进入军需界将来对党有利，以后会有人来与他联系。”又说，　“当时局势很混乱，我自己后来也被打散，逃了出来。那时没有党证，我也是后来重新入的党。”由此看来，在大革命时代许多地下党员因无党证都是重新人的党，金和史都是如此，他们不能证明自己，又何能证明他人?对于这些老前辈，党中央后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恢复了他们的党籍。

党也没有忘记我父亲，“四人帮”倒台后中央拨乱反正，不仅为父亲平反昭雪，而且恢复了他梦寐以求的党籍。

父亲去世8年以后，1979年中共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批准通告：　“为汪维恒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汪维恒同志深受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残酷迫害，1971年1月30日致死。为汪维恒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特预定1979年3月26日下午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参加安放仪式的人群挤满了内、外院和路道，中央领导送了花圈。

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来1027号批文：　“恢复汪维恒党籍。党龄自1924年1月算起。”自此，父亲的遗愿终于实现，他在天之灵得以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