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贪腐被蒋纬国告状

父亲的正直、清廉在国民党时期就出了名。环顾当今社会反贪腐运动，他的清廉、反贪仍有着警示作用。他耳闻目睹了旧政权的覆灭与贪腐密切相连，因而将铲除贪腐视为自己的使命，把造福于民作为一生奋斗的目标。

父亲是个注重仪表却不追求时髦的人。他的个子不高，约1米70左右，平头，粗眉大眼，站立挺直，不苟言笑，不怒自威，与其长年在军队工作有关。他不抽烟不饮酒而且禁止子女抽烟饮酒。解放前他历任国民党的军需局长、联勤司令、供应局长、财政局长：解放后历任税务局长、地政局长及房地产管理局局长，一生与钱和权打交道，却从不为己谋私利。

八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界一些高官自诩抗战有功，居功自傲，借权谋利，贪污之风逐渐盛行。家父当时已是国民党军需界的重要人物，以他的为人决难容忍，在反贪腐斗争中他得罪了不少国民党高官，因此两度遭到撤职，几近入狱。

最具讽刺的一出“状告”家父的闹剧，是蒋纬国导演的。

1945年父亲接到线报，国民党34集团军某师虚报军饷。他得知后立即下令查扣。实是胡宗南部队一师师长挪用军饷做生意，自制劣质军鞋滥竽充数。时任一师连长的蒋纬国与师长沆瀣一气，利用其特殊身份，密报蒋介石，反诬家父扣压、贪污军饷，发给士兵的军鞋质量很差。蒋介石轻信其肓，不问青红皂白立即批令，撤职查办家父，但遭到何应钦坚决反对。何应钦是蒋介石的嫡系大将，他认为应先搞清来龙去脉再下定论。不得已，蒋介石怒召家父以及一师师长和军需主任。面对不明底细的蒋介石，家父据实汇报了事件经过，并将34集团军账册全部呈上。经军政部一一审核，证明丝毫不差。蒋介石无奈地取消了对家父的撤查令，复将一师师长查处。

自此，父亲在国民党军需界更是名声大振，然而经历了这样的遭遇，又知道了事件的背景，父亲毅然辞职，不久乘飞机离开西安去南京。没有料到，胡宗南亲自到机场送行以示歉意。父亲因不告而别主动向他致歉，说：　“在胡司令领导下工作八年，未能帮助胡司令解决生活困难，深为内疚。”胡宗南也说：“我在此也不会长久的。”胡宗南是蒋介石黄埔军校中有名的战将，抗战时期蒋介石派给他的任务总是最艰巨的。

此外，父亲查处的大案还有：缉获卫立煌长官部私运布匹；缉获蒋鼎文行营私藏大批军服；缉获傅作义的西安办事处套购大批军布；揭发阎锡山办事处贿赂案；没收山西帮“通诚晋”走私军服案等。

父亲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军需人才，同样以清廉不断要求和教育他们。1938年，胡宗南将西北军官训练班改成中央军校第7分校军需经理训练班。父亲当时是黄埔军校第7分校的经理处长，同时也是第34集团军、第8战区副长官部经理处长兼战干4团经理处长以及西北第一军需局局长，由他主持第7分校军需经理训练班的培训任务。除了常规经理课程外，他特别开设了清廉课，将之列入教学大纲。他命训育主任魏予珍收集历代清廉操守的古圣贤、道德高尚的爱民清吏的案例编写成教材。由他和魏亲自授课，并在升旗时讲评。同时，发动学员搞墙报宣传清廉。所以他培养出的部下很少有贪腐的。

父亲权掌西北五省军需供应时，逢年过节我家门口车水马龙，送礼人络绎不绝，但均遭他回绝。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的秉性，便鲜有人再送礼来。不过有次白崇禧派人送来礼物，父亲却收下了。他说：“白崇禧非老蒋嫡系，担心军需物资遭克扣，收下礼物方安其心，尤其(当时)白崇禧(的部队)在抗日第一线。”

然而，清廉的父亲并不受军界高层的欢迎，反而受到排挤，直至1948年脱离军界时依然是个少将。

解放后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副市长级)，他也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我们搞特殊待遇。记得最初组织上分配给我们东湖路近淮海路的某处洋房，被父亲拒绝了。每次母亲和我乘电车路经东湖路时，她就会指着路口一处两层楼的花园洋房说：局里分配给你爸的，他不要。后又分配淮海路某处居住面积达180平方米的一套公寓，父亲说：“要这么大干什么!”最后要了一套淮海路居住面积88平方米的公寓。

我二姐从小体弱多病，患有心脏病，开过刀，长期病休在家。婚后一家三代四口人住在阴沉沉少阳光、用木板隔开的两间底层内。为此亲友们劝父亲给她换间阳光较充足的房子。这对父亲来说本来轻而易举，但他却一直未予考虑。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有一年他赴京学习，上海一位文化界的名人虽已有一套公寓，因结婚叉申请要套花园洋房。市房地局领导颇感为难，正逢休假返沪的父亲当即否决了此事。他说，　“要多为普通老百姓想想”，并举了当时由于住房困难而发生的一出惨剧：有对夫妇住在楼梯下的储藏室内，丈夫要到晚上11点后无人走动时才能搭铺睡在过道里。即便是这样，由于储藏室过窄，妻子睡着翻身时不幸将孩子闷死在身下。

一直以来父亲谆谆教导我们为人要正直，生活要简朴，勿搞特殊化，多为他人想。解放前在西安，我们的生活非常清苦，家中除了奶奶素食外，念中学的子女一律住在学校(虽离家不远)。平时每餐一荤一素一汤，有客人或周日时两荤两素一汤。对于这样的伙食，鲜有客人愿留下来品尝。全家难得一年能外出吃顿饺子。由于孩子较多，家里养了两头奶羊，早晨喝杯羊奶算是唯一奢侈的营养品了。为了教育子女饮水思源

勿忘奶羊带给我们的健康，父亲给二哥起名“伯羊”，给我起名“小羊”，并与母羊合影留念，可惜照片在“文革”时被烧掉了。因公请客一律安排在局内，从不带家眷参加，也不带食物回家。

解放后在上海生活较前宽裕，但父亲丝毫没有放松对我们的教育。我们兄弟姐妹中适龄的参加南下服务团；读中学的送往郊区住读学校，避免染上好逸恶劳的陋习；只把念小学的小弟留在身边。我当时在松江立达学园念初中，被蚊子叮咬得了疟疾，不得已休学治病，待病好后换了七宝农校仍住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