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接密令返沪

    1949年春，父亲突然接到史永的一封信，信里有一首盼故友回归的诗，意思是：迅速撤离台湾，返沪迎解放。父亲又激动又发愁，激动的是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的通知；愁的是无以为借口返回大陆。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台湾省供应局因局势变化宣告解散，父亲的上司陈诚也在医院养病。他乘机打电话向陈诚告别，称母患病要回大陆探望。陈听后劝他不要“冒险”，遂又派夫人前来极力劝阻，坦言大陆局势危急，切勿冒险行事。为了避免引起怀疑，父亲将全家留在了台北，于1949年4月毅然只身飞回大陆。实际上全家离台的准备工作早就悄然就绪，一旦接通知他将立即撤离，只是我们子女蒙在鼓里。

    记得1949年5月初的一天，中午放学后我正在用餐，突然有人将我一抱，塞入一辆早已等候的轿车，家母、家兄、家姐和小弟均已然在内。车风驰电掣般开往基隆港。抵达码头时天气阴沉，风急浪高，海水激起浪花恰似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迅速登上了最后一班返沪的船，船舷边除了船员已空无一人，没有多久船启动了。此时忽见一辆轿车飞驰而至，下来两位夫人——陈诚夫人和我们的邻居，她们朝船上极力招手，呼唤：“不要走，危险!”但船渐离渐远。偌大的一艘轮船上除了我们几乎见不到其他乘客。一路海浪汹涌，犹如我们激动的内心。回家了，父亲怎样?大陆怎样?一夜过后风平浪静。第二天清晨地平线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映出远处海面上有艘沉船，驶近后才发现，是我们去台湾时所乘的“太平”轮。就这样，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间，有惊无险地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的当天，我们在郊区蒋经国的花园洋房住了一晚，见到了父亲。第二天搬进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833弄7号的一栋房内。由于形势紧张，为了安全，父亲规定进门敲暗号：先两下再一下，以防不测。我见他却整天忙进忙出不知忙些什么，人瘦了不少却很兴奋。上海除了郊区有激烈的交火外，市区并没有发生巷战。5月27号上海全部解放。第二天，霞飞路上满街都是解放军，’一排一排，或蹲或躺在地上休息，秩序井然。不久有人敲门，我忘记了暗号的约定，开了门吃惊地看见两名解放军站在门口。他们一前一后，灰绿色军服虽旧却干净，八角帽上有颗“八一”字样的五角星，说是要见家父。我当时有点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前面的军官佩着盒子枪，但他满脸的笑容又让我放下了些心。原来他就是大革命时期曾走避在我们家的地下党员之一、后来的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马乃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