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临解放受命赴台

1948年6月，陈诚将我父亲调往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的准备。

陈诚没有想到，在国民党军需界供职已二十年的少将汪维恒竟是中共老党员。

父亲的潜伏生涯一晃已过去二十年。如今曙光在前，突然接到了赴台任命，父亲陷入了深思。他知道，一旦去了台湾，全家很可能就回不来了，他将继续潜伏下去；而此时国军败退台湾已是大势所趋，国军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武器配备、后勤基地等军事动向对解放军尤为重要。因此，他毅然决然携我们全家赴台上任，不计个人得失，为解放事业作出必要的牺牲。在飞往台北之前，他与史永进行了联系，报告了他的决定。史永向中共情报机关汇报后通知他：同意父亲赴台，但一旦接到新的命令，应立即撤离台湾。同时为了配合他的行动，中共情报机关派遣地下党员许汉城同往台北，以印刷厂厂长名义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递送情报。许汉城是位外表极其普通的中年人，与父亲同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又是浙江诸暨同乡，他们的往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父亲先抵台湾，我们随后乘“太平”轮赴台北。台湾那时没有高楼大厦，多为日式平房，台湾多地震，平房相对安全。我们先期住在一栋日式花同平房。打蜡地板，活动拉门，榻榻米卧室，小花同草木青葱，有棵芭蕉树，一派南同风光。我头次住这样豪华的房子，很激动。可好景不长。后来在对面新造了一栋分立式日式平房，我们搬出了老房子住进了新房子，父母住一套，子女住一套。相比原先的房子(让给了一位国民党上将的遗孀)质量和结构差了很多。我们不明白，老房子宽敞有余、豪华舒适，为何要另造。实际上这是父亲特意安排的。我们的新居环境幽静，一条隐没在树荫中的小路连接着通向市区的大路，这正是他所看中的。他从事地下工作数十年，子女无人知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为避免子女的无心之过可能招来的灭顶之灾，他把自己的居所同我们的分了开来。

父亲到台湾后，不时将台湾的军事情报——部队换防、武器配备、美军顾问团活动情况，通过许汉城送回大陆；另一方面他也在等待密令，等待时机，准备随时返回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潜伏生活，他一直期盼新中国的成立，尤其盼望能亲自迎接解放，这种心情常人是难以体味到的。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短短几个月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渡长江，克南京，挺进杭州，势如破竹，对上海形成了包围圈。父亲预感到最后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他和家庭将面临着考验。每天半夜他都与母亲紧张地收听新华社广播，了解形势新动向，准备一旦接到密令立即撤离台湾。我偶然一次因病睡在他们的卧室里，半夜听见收音机声醒来，微抬头见他们在听新华社广播。当时年幼并不知道新华社是什么电台，随后又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