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基层官员的监督上，一方面，主政者和群体意识容易陷入道德洁癖，拿起放大镜对干部家庭的父子、夫妻、邻里关系进行高标准、多方位的道德要求，不管这种措施能否取得实际效果，各方实际反应如何。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造就符合想象的官员形象和道德完人。一方面，在实际约束权力上，又陷入“夜盲症”，对于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等现象熟视无睹，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中，财政预算不受监督，公共资金滥用无度，热衷于GDP和逐利冲动，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层出不穷，而对于牵涉民生疾苦、众所期待的社会领域，比如社会保障、廉租房、医疗、教育等等，又往往投入不足。高房价、蚁族、蜗居成为流行语，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弥漫着焦虑情绪和不确定感，由此社会舆论也广泛期待各级官员超越利益集团的羁绊，摆脱踟蹰不前、优柔寡断的阴霾，能充满智慧和勇气，性格鲜明、大刀阔斧地推进社会改革。

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似乎可以不在乎基层官员的夫妻、父子、邻里关系，而更在乎他们是否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个人良知，提供良好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让每一个基层百姓日子过得有尊严，感觉到公平、公正，心平气和地享受生活。这些，才是基层官员最应该做好的工作。社会公众不奢望基层官员没有任何道德瑕疵，但期待他们慎用手中权力，不滥用公共资金，少买几辆豪华公车，少吃几顿豪华晚宴，在缓解社会焦虑和解决民生疾苦上多下工夫。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约束基层官员权力方面有所创新，这样的考核才更有意义。（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