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两项法规制度的出台，针对性和现实性清晰可见，其传递出的反腐信号更让人充满期待。各地正加强限制“裸官”，防官员腐败后一走了事。去年11月，深圳市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6月22日 《人民日报》）

对于“裸官”民间通常解读为，他们抛妻别子，不是要排除家庭琐事的烦扰，以利自己全心献身工作，作一名称职的公仆，让作为雇主的人民群众为自己的服务树起大姆指，也不是要将自己的妻儿强行送到“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式的人生历练，而是无一例外地打上无形的烙印，攀上隐形翅膀，自动肩负起随时准备“金盆洗手”后抽身外逃的嫌疑。

而更让人忧虑的是，这些“裸官”们的存在，并非近一两年才兴起的“行为艺术”，他们贪了一笔又一笔，跑了一批又一批，而今说要控制他们，掐断他们的外逃路径，谈何容易。而且，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中，并非没有禁止公仆“裸身”服务的条款，缺的恰恰是对政策、法条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力与监督力。甚至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局部，还成了一个“纸糊规定”监督另一个“纸糊规定”，成了一个“裸官”监督另一个“裸官”的老子与儿子的虚置监督关系，这样的监管“裸官”形态很不靠谱，

这方面当然不缺实例，单拿最近发生的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因公率团出国考察滞留他国不归来说，就是一起典型的“裸官”出国后“着衣”的案例。我们在国内又是开除党籍，又是行政开除处分，看起来出手较重，但这对已奔去和先期出国的妻儿团圆的杨湘洪来说，痛感可忽略不计；国家商务部曾公开披露，至2003年底，全国有4千贪官外逃卷走公款500亿美元。而今时光又去7年，相信不管是外逃人数还是外卷公款去与妻儿相会的“裸官”，一定是个惊人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