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两个规定的出台，针对性和现实性清晰可见，显然剑指“裸官”，其传递出的反腐信号更让人充满期待(6月22日《人民日报》)。

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到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再到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还有蒋基芳、刘佐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近年来“裸官”出逃事件激增，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规定的出台，对于加强对“裸官”监督，防止“裸官”外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要想真正堵住“裸官”的外逃之路绝非易事，关键是要把“裸官”的财产状况先“裸”出来。

虽说“裸官”不一定都是贪官，但是，大量外逃贪官却大部分是“裸官”。“裸官”的出现，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强，这和反腐败力度的逐渐加大成正比。据此前商务部的披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500多亿美元的资金———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人均1亿元。“裸官”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其赤条条、来去了无牵挂，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溜之大吉，而且更容易转移赃款、逃脱惩罚。为此，一些地方出台措施，规定“裸官”不任“一把手”，但显然这只是一个次优选择。因为这样的规定固然遏制住了“一把手”的裸奔之路，但对于那些不担任“一把手”的“裸官”却没有丝毫的约束。事实证明，并不是只有“一把手”才会腐败、才会“裸奔”，那些掌握了权力的“二把手”、“三把手”或是“小虾”、“小将”，只要手中的权力失去应有的监督，都存在腐败“裸奔”的可能。

我们分析“裸官”时不难发现，大权在握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然后通过妻儿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为将来“东窗事发”预留后路，是“裸官们”的共同套路与伎俩。只要我们让“裸官”的财产状况“裸”出来，通过财产公开让“裸官”的财产置身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裸官”的财产无从转移，也就断了“裸官”的后路———如果没有了转移到国外的腐败所得，“裸官”即使逃到国外又如何生存？可惜的是，虽然早在1997年我国就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但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效果却不甚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官员财产状况公开，不妨先从“裸官”开始。理由有三：一是因为“裸官”最有公开财产、让公众监督之必要；二是“裸官”既然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送往国外，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理当受格外“关照”；三者，这部分官员数量相对较少，在推行财产公开上遇到的阻力也会小些。

相信只要官员的财产状况“裸”了，官员再“裸”也无妨。（孙瑞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