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视察深圳期间，邓小平与家人在锦绣中华微缩景观“布达拉宫”前合影留念。

　　按计划，小平同志从上国贸大厦到视察结束只有半个小时，但小平同志从一边听汇报到自己讲，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谈话（这些重要谈话内容后来都形成中央文件和公开发表），时间很快就过了半个小时。他老人家还余兴未尽。最后，只能由他的女儿邓楠说：“老爷子，我们还要去参观另一个地方呢。”

　　10时25分，小平同志从国贸大厦下来以后又到深飞公司视察，快中午12点才回到迎宾馆。我马上找李灏书记的秘书刘润华要录音机，顾不上吃午饭就回五号楼住处整理记录。可是录音机放到没一半就没有了声音。再试几次,都一样。如果没有录音作重要依据，邓小平同志上午在国贸大厦发表的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核对更加困难。整理记录稿将可能会出现疏漏，核对更加困难。我当时紧张，不顾一切地到餐厅直接找李灏书记。李书记听了也有点紧张，说：“我确定按了开关，听到它开始录音了。中间没有再碰它呀。怎么办？”是啊，怎么办才是最重要。我在心里埋怨自己：很可能是录音机中间出了毛病，这种问题怎么找领导，赶快自己想办法。我一边在心里想，一边离开，突然想到谢非书记的秘书陈建华同志。多年前，时任省委副书记的谢非同志来深圳检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市委让我带路和陪同，我就开始同陈秘书相熟悉。他工作很认真、仔细，可能会有录音。当我正在餐厅里观望、寻找时，陈建华已经在一张餐桌旁站起来，笑着看我。他已经听到我向李灏汇报的谈话，主动走过来，拉着我到餐厅外头，笑着说：“怎么样？要我帮忙吧？”他比我年纪小很多，但我们像老朋友。我说：“小陈，赶快拿出来吧。什么条件，尽管说。”事实上，陈建华录了邓小平在国贸大厦重要谈话的后半部分，我们录了前半部分，正好互相补充。当天下午，小平同志没有出行，我们也就没有跟随和记录任务。我立即同深圳广播电台台长马导明通电话，请他调一位政治可靠的技术员带着录音设备到迎宾馆。我又从市委宣传部调四川籍的凌泳同志到迎宾馆，先由他们把上午邓小平在国贸大厦发表重要谈话的录音一字不漏地变成文字稿。我再根据记录，对文字进行整理。

　　陈建华对我的记录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为了对他表示感谢，我送他一套小平同志在国贸大厦谈话的完整录音带、一个高质量的录音机和几盒空录音带。这也算是在跟随邓小平视察深圳做记录工作的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吧。

　　以后几天，在跟随邓小平视察过程中，我都特别小心地做好准备工作。每天早上出发时，我就把经过检查处于良好状态的录音机交给李灏书记，回到迎宾馆再取回来，先交由凌泳录成文字，我和陈锡添再结合笔记，整理成邓小平视察活动和讲话的文字稿，最后送给邓办王主任审核。由于要保证做到详细、准确、完整，又要赶时间，那些天我和陈锡添经常加班加点，每天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

　　1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离开深圳，坐船到珠海视察。9时40分，当大家在深圳蛇口码头送邓小平同志走上船桥的时候，老人家走了几步后突然回过身，李灏赶紧迎上去。我也立即跟在李灏后边。老人家将右手抬到齐胸位置，挥一下，语重心长地对李灏说：“希望你们搞得快一点。”李灏激动地表示：“我们一定会按您的指示办。”

　　等待邓小平上船以后，李灏书记问我：“松营，刚才小平同志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他希望我们要搞得快一点。”李灏吩咐说：“这话很重要。你一定要在记录稿里写出来。”

　　当天回到深圳迎宾馆，我和陈锡添就抓紧时间，对邓小平同志五天来在深圳视察的谈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成一万多字的《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特区的重要谈话（记录稿）》。第二天，我将全套的记录稿和录音带送市委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任克雷同志，由他报市委领导和报送中央办公厅。

　　必须提到的是《深圳特区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同志。在接到任务之后，虽然当时上级通知是不能公开报道的，但他仍然天天背负十几斤重的摄影器材，丝毫不松懈、十分认真地进行记录工作，为历史留下了许多“邓小平在深圳”的珍贵照片。还有深圳电视台的记者桂颂平等人也是努力地用镜头记录邓小平在深圳的珍贵画面，为日后宣传报道邓小平同志在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作出了不可取代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