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一位不认识的勤杂工，有一天突然敲包先生家门，忐忑不安地说，他妻子生了急病，多亏附近一家驻军医院抢救脱离了危险。他不知该怎么感谢大夫才好，客套半天，人家提出“想要包老师一幅字”。包先生一听是帮忙治病的事，二话没有，铺纸就写。

不给政协主席写，却给农民写、给工人写，包先生的故事在校园里传为美谈。难得的是，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毫不刻意、造作，一派纯天然。

还有前面提到的李毅夫副教授。上世纪30年代的留美经济学硕士，自50年代到80年代跳过3次系，教过中国历史，教过英语，将近60岁时又改研古汉语音韵学——“终于跟政治彻底无关了！”样样都曾做出很好的成绩，但也因为变来变去，只能以副教授头衔退休。老人家是真正的乐天派。“文革”期间曾以“特嫌”被红卫兵扭送监狱，竟然因此跟监狱长成了朋友，上世纪80年代两人都退休后还时常互相串门儿。

有这么一群怪才栖居，使这座校园内部充盈着“郁郁乎文哉”的气息，使外面的人看校园有点“深不可测”的敬畏。

这些“怪教授”们，如果不是在大学校园，社会上还有哪儿能够让他们容身？而如果一所大学连一个“怪教授”都留不住、容不下，全是些“正常人”，又将是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曾经，很多大学校园都流传过与“怪教授”有关的故事，可惜新版本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少了——“课题”、“基地”、“工程”、“项目”的规整之下，怪人如今在校园里很不好待啦。(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