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如果一所大学里全是些“正常人”，将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

一所僻处乡下、名声不显的大学，因为其僻处乡下，因为其名声不显，曾在动荡不已的年代收容了一批隐士一般的学者。——我说的是曲阜师范大学。在20多年以前，我因采访需要，曾与其中古怪透顶的几位有过来往。

公认“最怪的教授”叫陶愚川，他也是当时该校学术地位最高的教授。其实，大家说他学术地位高也只是估摸着说，除在北师大任教的一位上世纪30年代留美同学毛礼锐之外，陶与学术界同仁从无联系，甚至跟他本校、本系的同事都不来往，平时大概三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每天穿一身灰不溜秋的衣服，踽踽独行于图书馆、食堂、宿舍之间，不跟任何人废话。路遇的师生都恭而敬之地看着他，也没人敢冒昧地上前跟他搭话。事实上，在我为了走近陶先生而先后采访的十多位该校教师中，声称自己曾经有幸跟他说过话的，只有一个人！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终身不娶，只有关于他年轻时痴情的传说。没人知道他是一贯不爱说话，还是因为家庭背景而不敢说话。他的大哥陶百川，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1977年至2002年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总统府国策顾问”。

陶先生在1936年至1938年先后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49年前，曾任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