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和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调整对外金融资产结构，扭转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管理好中国的主权财富是必须面对的战略问题。汇改启动后，中国需要主动加快国家主权财富管理的相关战略调整。从这一点上讲，德国和日本在汇率改革之后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汇率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映像关系。“广场协议”后，德国坚持“以我为主”的汇率政策，出口导向的德国虽然拥有高额贸易顺差，却没有积累起大量的外汇储备，因为德国坚持“有进有出，双向平衡”的既定战略。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目的平衡关系，对外金融净资产恒等于经常项目差额，也恒等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德国虽然经常项目有资本流入，但资本项目、金融账户都有资本净流出。从资产与负债的结构上看，德国对外FDI大于吸引外资，对外证券投资大于短期资本流入，这不仅保持了国际收支账户的总体平衡，也实现了结构优化。一般而言，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直接投资、私人性质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为主体，可称为“私人债权国”；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储备资产或官方贷款为主要形式，则可称之为“官方债权国”。德国是典型的私人债权国，民间储备远远大于官方储备，畅通了民间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渠道。

    反观日本，“广场协议”之后，在日元快速升值、国民财富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大国，然而日本的国际投资结构存在重大问题：海外投资规模较小。以海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为例，1995和2004年，日本分别为1.5%和2.8%，明显低于美国的7.4%和11.2%，更低于英国的24.8%和23.2%；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流动性较好的证券投资为主，特别是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并连续19年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然而日本依然面临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时至今日，日本对外资产的大部分仍然是以美元计价，由于利差交易，日本一直被动成为融资货币的对象，不仅加大了汇率的波动，也降低了对外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收益率。

    当前，中国同样面临日本的困境。统计显示，2009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继续呈现“双顺差”。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入343亿美元，证券投资净流入387亿美元，其它投资净流入679亿美元。而从对外金融资产结构看，主要以投资美国债券为主。而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不断累积以国际性货币持有的外国流动债权所产生的货币不匹配，将使国内金融市场的投资组合难以实现均衡，也使货币当局对货币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

    国家外汇资产由政府外汇资产、企业外汇资产和家庭外汇资产等构成，将外汇资金集中于政府外汇储备的思路和政策，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向多渠道地使用外汇资金，也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式多路径地将外汇资金输出，因此需要对此做出调整。要尽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国民的财富效应。

    继续推进“从金融投资到产业投资”的债权结构变化，对外资产的股权投资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中国要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为此，可以考虑成立国家战略基金，将部分外汇储备和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提升中国整体竞争力。此外，由于美元、欧元本身的货币缺陷，中国的外储中应更多的配有黄金等硬通货。

    □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