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于形势，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的险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影响全党。此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各地盲目进行罢工和暴动，给党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以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国内举行而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外国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9年6月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判断，曾一度使党内的“左”倾状况得以遏制，革命力量稍有壮大。但局势稍有好转，党内的“左”的急性病便开始抬头，以李立三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再次为“左”的思潮所困扰。

    1929年9月24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及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干预下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都没有解决党内的“左”倾问题，反而进一步使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党内一些重要领导先后叛变：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由于此时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就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