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旦事事与金钱挂钩，倒可能起到相反的教育作用：孩子被培养出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更会因此丧失自觉主动的生活、学习能力，也不会养成什么优良的品质。行人不闯红灯，是比孩子做好自己该做的那些事更自然和本分的，为什么也要用重奖的方式来激发和调动呢?某些家长的金钱教育方式换来的是广泛的批评与指责，那又有什么理由为重奖行人不闯红灯而叫好呢?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曾将那种“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的行为逻辑总结称之为“谬赏主义”。之前常见的“谬赏主义”现象多见诸权力部门干好本身职责后的自我奖赏，比如日前引起热议的“廉政公积金”制度就被人称之为“谬赏”。虽然重奖不闯红灯者的对象换成了随机不定的行人，但本质上也是一种“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谬赏行为，难以让人喝彩。

“谬赏”一词原本出自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与“滥罚”相对照，都是一种情绪化的脱离法制轨道的“乱政”。因此，侧重于“管”的滥罚不能起到的效果，也不能指望随意的“谬赏”来实现。根据孙立平教授的分析，谬赏主义“一步步地逼退了社会生活的底线，使得这种底线不断后退，最后终至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