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层的高楼到处都有，但窝在“城中村”中、由村民集资建造就颇为罕见了。西安南郊北山门村五组组织建造的这幢23层建筑被网络称为“最牛民房”，虽然它没有相关审批手续，但用不了一个月就要竣工了。（7月11日《华商报》）

　虽然无法身临其境，但《华商报》的这篇图文报道，已经足以为我们提供“震撼、震惊、震动”的视觉感受：一栋秀丽挺拔的高楼鹤立鸡群，乍看之下，它是城市现代气派的一部分，实质上却无异于一枚带“菌”的钉子，深深刺在城市躯干上。

　“三震”一说，语出广州市市长万庆良。不久前，这座城市曝光了正在严查的13起典型违建，其违法手段形形色色，个案违建规模高达15万平方米，以至连见多识广的一市之长，都为之大跌眼镜。不过，违建领域的又一登峰造极，显然已被西安刷新。23层高的建筑从头到脚都“一丝不挂”（无证），却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堪称传奇之作！

　违建一直是城市管理回避不了的一大挑战。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新形势下，受利益巨诱，违建的冲动不仅远无消减之日，恰恰有与日俱增之虞。治理违建几乎不存在深文大义，惟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加大查处违建的监管力度。而实际工作中，我们屡见不鲜的，却是相反情形。西安这栋“最牛民房”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极端案例。

　毕竟不像搭建鸡窝那样易如反掌，造楼者也并没有巧夺天工的高超技术，一栋“黑建筑”慢条斯理地爬了两年多，直至爬到23层高，违法动作之大，与考验当地相关部门的监管广度和密度一点关系没有。事实上，此案已然清晰地进入执法者的监管视野，“其间也有规划部门的人来查过几次，我把有关土地的手续给他们看了后，他们就走了。”为什么仅仅满足于“到此一查”，就扭头走人？这实在令人费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最牛”违章建筑的背后，通常反衬“最熊”的执法监管。

　“最熊监管”的成因有多重，其中之一，是监管者有法不依，作为不力，甚至根本就放弃作为，却不会因此承担任何责任追究风险。当“以罚代拆”成为一种粗放式的执法“行规”，它除了聊供监管部门为自己的懒政作风“自慰”外，更在违建领域催生可怕的“破窗效应”。去年武汉市闹出一起违建丑闻，一栋规划为12层的大楼，“成品”之后达到20层，“楼主”自曝，他从打地基时就心照不宣地按20层来操作，因为“罚款早已准备好了”。媒体披露，如今西安这栋“最牛民房”也正打着与上述如出一辙的算盘，只不过他们还给自己预设了另一条同样不无牛气的退路：如果被拆了，也应该按照村民自建房屋给予赔偿，不可能把住户扫地出门，一分钱不给赔。

　“最熊监管”的另一重要软肋，在于监管制度本身。在现行城市管理体系里，查处违建往往涉及多个监管部门，每逢“运动拆违”，他们才会走到一起，日常便各自为政，不仅难以形成强大合力，有时甚至还相互掣肘。这样的尴尬格局下，所谓建立查处违建的“长效机制”，理所当然就成为一句苍白乏力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