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两人的不同归宿

    1958年粟裕落难后，林彪参加了几个批判的会议，但他没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无中生有说粟裕一句不是，甚至还与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一起，帮粟裕说了难得的公道话。

    不久，林彪专门找到粟裕这位尽打神仙仗的人，两人相见甚欢，谈了很久。

    他先宽慰粟裕，然后说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粟裕老老实实地说，自己不仅缺少，而且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

    这一点，比粟裕进入中央要早，洞悉许多内情的林彪也是相当清楚的。

    粟裕还向林彪解释说，自从1932年离开红一军团后，在赣东北、福建、浙江工作，对中央苏区情况不了解。抗日战争中在苏中、浙江工作，对延安情况不了解。

    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我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德怀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

    当总参谋长是毛主席坚持才确定的，主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

    这个时候，粟裕也和当年毛泽东一样，“鬼都不上门”，头上戴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与“里通外国”两顶高帽子，“权倾一时”的总参谋长一职被解除，中央书记处主要负责人还找他谈话，不许他接触部队了。

    患难见知己。林彪能冒着莫大的风险找粟裕，而且说些忌讳的话，的确有上古侠义之风，与当年登门拜访门前寥落的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

    粟裕也视之为可以交心的人，说了许多平日里从不提及的话。

    两年后，也就是1960年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多次侃侃而谈，全面论述了自己在敌情的估计、战略方针、战争准备和加强战略侦察、军队建设、民兵、义务兵役制以及工作作风和总参工作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今非昔比，因为林彪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是这次扩大会议的主持人，粟裕将这些他过去虽然担任总参谋长要职，却不能尽兴尽言的思想和看法，一鼓作气做了完整的表述。

    林彪听后很是赞赏。休息期间，他又主动找到粟裕，寒暄之后，郑重地说，军事科学院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军科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粟裕被批判的“罪名”，有一条是“争夺军队权限”。

    起因是粟裕任总参谋长后，为应付突然事变，提出抽出六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

    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不但说没有必要，还认为粟裕别有用心，“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

    1962年6月，粟裕又将自己这个思路重新提出来，请叶剑英转给林彪与中央军委。

    林彪从战备需要出发，很赞许粟裕的观点，因此很快就建立了这种部队。

    粟裕到军事科学院以后，担任的实际是可有可无的闲职，没多少事可做，身心很有些压抑。极少舞文弄墨的他，闲极无聊，也开始“附庸风雅”起来。他在1964年写了一首诗：

    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歼敌何计百万千。

    遍体伤疤堪自勉，此生聊可慰诸先。

    诗风沉闷抑郁，有当年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影子，透着一个统帅多年置于无用武之地的悲凉。

    一年后的10月，林彪在上海见到粟裕。两人又清茶一杯，畅谈了许久。

    林彪叮嘱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

    他还反复征询粟裕对部队以及国防建设的意见。

    1958年以来，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已有八年，这时又得到了可以代表军委的林彪给予能下部队的明确指令，自然异常振奋。

    他也知无不言，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向林彪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特别认为部队高级干部英勇善战重要，但更要有战略眼光。

    林彪听得很入神，不住点头，说他的话很有见地。

    谈话结束后，粟裕郁闷的心情为之一扫，将自己后两句诗改为：“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表达了随时准备再上疆场的豪迈之情。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不久“文革”爆发，林彪走上了新的高位，成为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政治林彪”，却又很快流星一般扫过天际，堕入谷底，横尸异域。

    这位难得的军事天才，又一次以他“天马行空”的方式，与粟裕这位“谈得来”的同好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