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　总理的保护

    曾经保卫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安全的“老虎”护卫，在“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却无法自卫，相反，父亲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才幸免于难。

    由于是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老战士，父亲自然成为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眼中钉，成为审查的重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3月福州军区搞了一个“清队学习班”，关了近200名师以上干部。其名虽为学习班，实质上却是按照“文革”中对付“走资派”的斗争模式开展的一次要求参训干部交待历史问题的清队审查。父亲于3月初被突然押进了学习班，审查的重点问题是要他交待在国统区工作的问题。在审查人员给父亲定的四条罪状中，主要的一条竟是诬陷父亲在1941年“宝鸡事件”中被俘叛变！父亲怎么也没想到，事隔近30年，曾被总理表扬为“对敌斗争有理有节，有胆有识”，在重庆办事处整风中评价为“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坚决、顽强、勇敢”的自己，在这万马齐喑的年代里要交待当年被国民党扣押“自首叛变”的问题。

    无休止的审讯中，学习班搞逼、供、信和车轮战术，许多同志一夜之间，生出满头白发，精神失常。形势一天天严峻，“学习”也遥遥无期，父亲龙飞虎在逆境中挥笔作诗，在学习班中流传甚广——“武夷山下摆战场，不分敌我乱开枪；轮番轰炸又扫射，不知敌人在何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何须惧怕鬼叫门。”父亲是不会屈服的，他可是摧不垮的“老虎”啊！然而，等待父亲的命运凶多吉少。自从父亲去学习班后，电话不许打，信也不能写，无法与外界联系，连换洗的衣服也不让送，母亲每天心急如焚。当时，福州军区的干部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清队学习班”，颇有微词。只是碍于当时的形势，无人敢当面表示不同意见。但私下里许多同志都认为这种审查实际上是打击和迫害党和军队的老干部。在这些有正义感的同志们支持下，母亲坚定了去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的决心。在去北京之前，母亲也多次犹豫过，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肩挑重担，要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还要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精疲力竭，母亲实在是不忍心打扰总理。可是，父亲在国统区的工作是组织的派遣啊，他随周恩来同志工作的11年，只有周恩来才最了解他！

    在等待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母亲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到北京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母亲就住在老战友家等待机会。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根本无法休息，母亲也无法见到总理。母亲只好写了一封信，简要提到学习班搞“逼、供、信”，用“车轮战术”审查干部，并提到他们审查父亲在国统区工作的“严重问题”。这封信由我大姐龙铮转送至总理。

    周恩来总理看了信后，马上写了一个批条给福州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他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问题，不能推向对立面去。并说:“龙飞虎同志我了解他，他在国统区所做工作均受我指派，他在历史上没有问题，历次审查是清楚的，现在也没有问题。”并对当时负责军委工作的有关人员提出，龙飞虎同志在“宝鸡事件”中是有功的，与国民党斗争是坚决的，并对福州军区审查干部的作法提出了疑问。

    就这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父亲龙飞虎和一大批受审查的同志，终于结束了被审查的日子，学习班不得不草草收兵。当母亲从北京返回福州时，父亲已回到家中。短短3个多月，他头发已大部分都变白了，如不是周总理及时地保护这一大批干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回忆这段往事时，母亲万分感慨，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是周恩来同志维护了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保护了一大批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为国家留住了人才、积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