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护卫　有胆有识

    父亲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11年，耳濡目染，他的一言一行、品德作风对父亲的立场观点、处事方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断成长的父亲对工作恪尽职守，还多次在重要任务中胆识过人，护卫有功，顺利完成使命。

    1937年12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常驻武汉，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父亲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交通科副科长。1938年10月23日，在李克农的率领下，父亲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们乘“新升隆”号轮船由武汉前往重庆，途中遭日寇飞机轰炸，船上有25人遇难。父亲跳入长江，在江中漂流了几个小时被群众救起返回部队。

    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的指挥下，1939年，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交通科长的父亲和其他同志到香港和越南河内、海防等地，转运由宋庆龄和海外华侨募捐支援八路军的救护车、药品、汽油、无线电器材等重要物资。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战友们历尽艰险，终于将全部物资安全转运到了延安，对抗击日寇起到了重要作用。父亲在南方局担任保卫科长兼交通科长期间，还护送了许多革命知识青年往返于延安、重庆、武汉、桂林，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文艺界、知识界的杰出人才。

    从1940年起到1946年撤离南京，父亲一直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安全保卫工作，曾经任周公馆的馆长、党的分支部书记、学委会负责人。他不知疲倦、高度警惕地做好警卫和护送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赞许，周恩来曾动情地说:“龙飞虎真是一只摧不垮的‘老虎’！”从此，父亲“老虎”的外号也在领导和战友中传开了。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断制造事端，无端扣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往来车辆和人员，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1941年1月初，父亲带着3辆大卡车、1辆小轿车护送40余名干部由延安赴重庆，途经陕西省宝鸡市时，国民党宝鸡运输检查站蓄意阻挠，不准车辆和人员通行。父亲临危不惧，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7天交涉，终于迫使敌人放行了车辆和人员，使这些同志得以安全抵达重庆。父亲由此受到了党中央的嘉奖。周恩来在南方局的党支部大会上表扬父亲说，龙飞虎“对敌斗争有理有节，有胆有识”。1942年在重庆办事处整风中，对父亲作出了“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坚决、顽强、勇敢”的评定。但没想到的是，“宝鸡事件”却成为日后父亲遭遇诬陷的因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和平，停止内战，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推荐我父亲以及陈龙、颜太龙等同志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他交待我父亲说:“你们要确保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都跟着主席，不要管我”。父亲深知责任重大，无论是毛泽东谈判工作、会见民主人士，还是平时饮食起居，父亲和战友们丝毫不敢松懈，随时保持高度警觉。从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2日，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确保了毛泽东及整个代表团的安全，顺利地完成了特殊任务，毛泽东对此也非常满意，在返回延安前还特意接见了父亲和其他几位警卫人员并合影。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不可避免，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经周恩来推荐，父亲担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纵队转战陕北时，父亲又兼任了中央纵队第一大队队长。在一年多的征程中，父亲出色地完成了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安全的任务。

    1948年，毛泽东、党中央迁入西柏坡，在这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时刻，其时职务已是师级干部的父亲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要求下到第一线作战团里任职，毅然奔赴解放战争第一线。临离中央机关前，周恩来与父亲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鼓励他到部队要努力学习。父亲是放牛娃出身，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化，但他记性好，悟性高，平时抓紧时间看各类书籍，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遇事也总是虚心地向内行人士请教，于是，他很快就适应了野战部队的环境，率部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捷报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