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认为，战端一开，既不能争取张学良回来，也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应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父亲紧随周恩来，亲眼见他迎来送往，奔走游说，以至嗓子都哑了。频繁出外活动，周恩来很不安全，保卫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每次外出前，父亲都要细致缜密地拟定方案和应付措施，布置各项保卫事宜，而自己则一刻不离地跟随在周恩来身边，高度警觉。

    由于东北军少壮派不满意元老派求和平的主张，1937年2月2日派人枪杀了元老派代表、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时西安城里谣言纷纷，更有人挑拨说少壮派的行动是受共产党指使。面对这突变的风云，周恩来心急如焚。他带着我父亲亲临王以哲家中吊唁，当时王家已乱成一团，周恩来亲切的慰问使王的家属和部下们深受感动。

    “为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商议，由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率代表团大部人员撤到云阳红军总部，留下警卫副官龙飞虎、杨家堡，机要员童小鹏和报务员彭绍坤、林青跟随周恩来和刘鼎坚持在西安，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引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等同志进行了大量坚定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之后，国共就促成合作抗日进行多次谈判。2月9日，我父亲跟随周恩来从张学良公馆搬到西安城七贤庄一号。在这由“秘密交通站”改设的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抗战爆发后改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一起商讨共同抗日事宜。

    西安事变结束后，父亲返回延安任西北局保卫部情报科长。1937年8月，周恩来从太原传来电报，调父亲到太原任太原办事处副官，并跟随周恩来出入南京、武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继续做周恩来同志的护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