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破题，文强的伏法，其在中国打黑史上的标志意义也正在于此。标志着打黑行动已突破了浅层、简单的打几个街头小混混、查几起典型恶性案件、抓几个黑社会头目，而开始毫不护短、绝不姑息地关注黑社会背后深层次的权力背景，尤其关注“打黑者护黑”、“警匪勾结”现象，将打黑触角深入到了警方内部和官员高层，将打黑与反腐败制度性地结合起来，打黑坚决要反腐，反腐也必定要打黑。

重庆破了题，其他地方就可以复制和效仿，这就是文强案对全国打黑除恶的示范意义——文强案的影响下，中国的“打黑”行动正从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在文强落马后，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453起，检察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公诉382起，法院一审判决330起。深圳、太原、武汉、北京等地纷纷对黑恶势力重拳出击，取得了很大成效，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继续保持着强劲势头，打黑立法也已提上日程。

值得赞赏的是，这一切完全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这也是文强案的法律标本意义。文强被判处死刑，完全是依法作出的裁决，从对文强案件审理的每一个环节来看，始终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比如，起诉指控文强受贿1625万余元，判决时实际认定1211万余元，对于起诉文强收受价值364万余元的落款为张大千的“青绿山水”图的指控，法庭尊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进行技术、质量鉴定后为一般仿品的结论，因而不予认定，不仅公众服气，而且文强对此也一再表示“感谢”。也许正源于对法律的信服，文强在刑前告诫儿子“不要仇视社会”、“不要去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