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时隔60余年再来看黄金运台的那些秘密档案时，一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蒋介石为什么对父亲如此信任？

    父亲是浙江宁波镇海人，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这一天是地藏王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我的祖父吴吉三，受维新思想影响，在家乡兴办教育。为了解决办学经费，祖父曾将祖产的一艘丰泰帆船出让，所得6000金作为学校经费。

    在家乡镇海完成初级教育后，16岁时父亲进入宁波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3年后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1925年，父亲从沪江大学商科毕业。

    1926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上海，在别人介绍下，父亲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次年6月又加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但北伐军到了保定以后，指挥部取消。在蔡元培资助下，父亲到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就学。

    1931年夏天，获硕士学位的父亲回国，不久，经留法同学汪日章推荐，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做机要科长，开始了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生涯。他的踏实肯干很快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不久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管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此后，父亲职位几经变化，他在国民党的空军也工作了整整10年，由此也与宋美龄熟悉并建立了良好关系。我想，蒋氏夫妇能同时信任我父亲，除了父亲勤勉谨慎的个性外，也与他是基督徒又是蒋介石的宁波老乡有关。此外，父亲的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所以虽然古板木讷，但对于蒋氏夫妇来说，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是一位“能吏”。

    我是1939年在成都出生的，从我有记忆起，家里生活就很拮据。由于营养不良，当时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被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父亲当时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5岁时，我们搬到重庆，全家6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父亲平时工作很忙，我们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母亲一手打理的。虽然父亲当时主管全国军粮分配，但我们家里，每餐也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几乎没有什么下饭的菜。因为卫生条件不好，我生了疥疮，全身溃烂，都是母亲与姐姐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现在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也算幸运了。

    1943年7月，父亲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到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的赏识，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剧变。

    1945年，父亲被湖北省主席王东原请去当财政厅长，在他3年的任期内，我们家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我还记得在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几个小孩子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每年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

    1949年5月16日，到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的父亲，送一份文件到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公馆。周至柔是父亲的多年老友，他随口问我父亲：“你的家眷呢？”父亲告诉他还在上海。周至柔说：“赶快走，川沙今早已经‘陷落’了！”川沙在上海东南面海边，表示上海的国民党军队除了海、空路以外，陆路已完全断绝了。

    父亲在中午时分赶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不到两小时就收拾好简单行李，坐吉普车去江湾军用机场。我记得那天天有点阴，一路上都是此起彼伏的炮声。我们所搭载的是C-47型飞机，飞机过道靠机门边上，都是小木箱，里面装的是炮弹，除了我们这一家人，就是一批炮弹。以父亲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别人去提醒，有点不可思议。而我的3位哥哥，就此留在了大陆。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虽然职位再也没有往上升过，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事情。曾经的同僚一个个都飞黄腾达，他在日记里从无半句怨言。

    粗略地算起来，父亲当年经手的“军费”黄金市价在2亿美元以上，但这个“肥差”却丝毫没有让我们家受益。1957年，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我的分数距离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只差1分，那时也可以选择去刚成立的一家私立医学院就读，但我们家根本负担不起5000元台币、也就是125美元左右的学费，最终我只好到台大读了并不喜欢的牙科。

    1964年，65岁的父亲一次性领了新台币10万元——时值2500美元的退休金，就此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养老福利绝缘。也就在那一年，我赴美留学，父亲向蒋经国负责的“国安局”借了约1500美元做旅费和生活费。来美不到一年，母亲写信说已经来讨债了，父亲很感慨地对母亲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被人讨债！”幸而当时我在大学有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省吃俭用，还了此款。

    1949年以后，奶奶、姑姑还有我的3个哥哥，都留在大陆，但父亲从来不表露自己的内心情感，他的日记还是以记录每天的工作为主，几乎没有涉及他个人情感的内容。

    1973年左右，我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和父亲在外面散步，父亲突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父亲告诉我，前些时候他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恩来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恩来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3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而父亲也把在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我的3个哥哥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他带来了我大哥的亲笔信。大哥在信中说他在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

    父亲告诉我，他已向蒋经国先生报告过此事，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信，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

    1991年，离开大陆40多年的父亲决定回宁波镇海老家看一看。祖父在家乡办的延陵小学还在，父亲还去捐了钱，与他的两个妹妹也见了面，这一次旅程非常圆满。从上海飞到香港的当晚，父亲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一切都好，让我放心。没想到，从香港飞回台北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感觉不好，发现手一直在抖。在医院吃完晚餐、去做CT的过程中，人就过去了。这距离他从老家回来还不到24小时。我想父亲也是心愿已满、无疾而终吧。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的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任董事长的收入，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也就8万多美元，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财产，也是母亲赖以维持余生的钱，后来省吃俭用10年，到百岁高龄。这点积蓄，而其他无任何房产，这也许超乎很多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