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黄金转移

    其实父亲与俞鸿钧、蒋经国以“预支经费”而转走的90多万两黄金，从时间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就开始了第一批黄金转移。

    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滩全面戒严。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两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从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侧门走向海边，此时，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正停靠在黄浦江边上。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在巡航监视。

    这个情景当时被住在华懋饭店（注：今和平饭店北楼）的《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Vine）看到了。凭借新闻记者的敏感，他断定挑夫所挑的那个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他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华商报》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转载了这条消息。

    黄金归中央银行所有，为什么当时却是从中国银行运出来的呢？我后来几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实地勘探外滩，才终于明白：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和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

    因为运送黄金的行动极为秘密，国民党官方档案也绝少提及，那么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所报道的是否属实？如果属实，这一次究竟运走多少黄金？各种正史和野史，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历来众说纷纭。

    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了由费正清等主编的《总税务司在北京》一书，中国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LesterLittle）在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李度的文章后来被广为引用，他所说的80吨，相当于260万两黄金。而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回忆，央行的黄金实际上是分两次运的：第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从上海运走了200.4万两黄金，由海军“美盛号”护航，直接由上海运到基隆。第二船次，57万两黄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万块银元，是1949年1月2日凌晨由“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后来转运台湾。

    运送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是美国“二战”后退役的猎潜艇。为什么要选择海关的船只而非军舰运送，我推想，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高层已经认为海军不可靠了。因为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党的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政府的海军共有90多条军舰起义，连这次护航的“美盛号”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当时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海星号”船员起初也并不知道自己运的是什么，有一次在起吊时不小心将木箱跌碎，才发现运的是黄金银元。在海关潜伏的地下党于是动员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运黄金，所以父亲经手的那笔黄金，才又“冒险”启用军舰运送。

    黄金运到台湾，必须有保存地。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在台湾没有分行，只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号”到基隆，由沈祖同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的金库存储保管。260万两黄金保管人名义还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张学良的旧属，也是刘攻芸的妹夫，但陈诚曾向蒋介石打过密电，告沈祖同“人极滑头”。

    需要强调的是，这第一批被转移到台湾的260万黄金，是中央银行的金圆券准备金。名义上仍属于中央银行国库，只是蒋介石为安全考虑而转移储存地点，从性质上讲，它与父亲经手的第二批黄金转移应该有所不同。而此时，父亲正在忙着给被围的杜聿明军团空投补给品，以及策划撤离南京之事，所以他应当没有参与第一批黄金运台。这一次转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是主要负责人。俞鸿钧对蒋介石应该是功劳不小，但奇怪的是，他们后来在台湾的关系有些疏离。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蒋介石每年替陈诚做寿却过俞家而不入。蒋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记曾提及，俞鸿钧不愿意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别，离开广州赴香港，“顿感悲戚”，等到台湾局势稳定之后，俞鸿钧的家人才从香港搬到了台湾。也许这令蒋介石对其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