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在逃亡前夕抢运黄金等重要物资去往台湾

    “预支军费”

    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父亲，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预算财务署”的署长，这一职位级别是中将。财务署以前的名字叫“军需署”，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顾问团建议下，“军需署”改成“财务署”，其目的是希望将军费纳入到国家财政的预算体系，军队的开支由国家拨款给财务署，再由财务署去中央银行支取这笔费用，由财务官发放到军队里。1949年9月，又改组为“预算财务署”，兼管军事预算。

    我后来看蒋介石日记发现，蒋介石对旧的军需系统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财务署，能与国防部与财政部协调，核算确实军队人数，清除国民党队伍中“吃空饷”的积弊。

    那时候，国共内战已经开始，父亲也很难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战争机器一开转，国民党政府便要不断增加军费预算，父亲在日记里也记下，他一次次开会追加财政预算之事，“中央银行已感觉吃力”。作为财务署署长，父亲那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给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饷与战费。父亲1949年1月9日的日记记着：“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万。”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虏，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杀。

    从1949年1月初开始，父亲的日记里开始频繁出现“中央银行”的字眼，也屡次提到财政部长徐堪、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等人，似乎是在商议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记里，父亲又提到他专程赶到上海，“与俞（鸿钧）、刘（攻芸）二总裁等洽办”，并“拟草约”之事。

    父亲的举动，在蒋经国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书里，得到解读。蒋经国在书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这一天的日记：“今日父亲（注：指蒋介石）派我赴上海访问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这里的“现金”，就指国库里存的黄金和银元。父亲日记中所提到“草约”之事，也与此相关。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内外交困，他更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而国库黄金是他“东山再起”的重要砝码。此外，当时还有正在与中共交手的200万国民党军，包括胡宗南的30万精锐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挥不动。蒋介石不想放弃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觉得要对忠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们最终像邱清泉和黄百韬那样走上自杀之路。这个目标的实现也需要真金白银支持。

    蒋介石的计划是，让我父亲以“财务署署长”的身份，用“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黄金提出来“保管”。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长徐堪对此都犹豫不决，副总裁刘攻芸等人甚至公开反对。所以蒋石想出的办法是签“草约”，我推测，蒋介石是希望通过此举告诉央行领导人：“这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的，有什么事情你们不必负责。”为了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妥协，父亲在日记里提到，他提议“先支半数”——也就是国库黄金银元外汇的一半作为预支军费。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的身份仍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笔军费的支出，应该说也算是合法的。虽然等到真正开始运输黄金时，他已不在台上。

    关于这一批黄金的运输时间，大概可以从美国合众社1949年1月21日这一天发表的一条新闻中推理出：“国民党政府昨晚深夜在外滩戒严……当时中央银行运出许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贵重的物资。据推测，这批箱子装的是金条等固体担保物。该行正将这批担保品运往华南某城市或台湾安全地方，据信国民政府正将财宝南运，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

    现在看来，这一批黄金的运出，显然是在蒋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这一批90多万两黄金及大量纯银，一共151箱，由父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交给海军，用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运的，先从上海运到厦门，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里，也就是在现在鼓浪屿岛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军攻破福州以后，这笔黄金才被转移到台湾财务署在台北信义路边上的保管库里。

    蒋介石显然为黄金转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厦门警备司令，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台北财支处主任，是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这样，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2007年，我特意从美国到厦门，想实地考察一下当年这条上海—厦门—鼓浪屿—台湾的运金路线。我跑到鼓浪屿的中国银行，找来了经理冒冒失失地问：“你们的地下仓库在哪里？”经理回答：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没有地下金库，他也不知道原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哪。正在我沮丧之际，我后面出现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叶力，是一位建筑师。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负责把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打掉的。他带着我看了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原来仓库的位置，现在建了个钱币博物馆。

    实际上，被父亲以“预支军费”名义转走的金银以及7000万美元，当时已引起国民党政府一些人的警觉。1949年6月1日，立法院还专门质询此事。蒋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记写道“……幸有前财长徐堪与央行总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种现款，只有（值）二亿七千万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报有四亿之多，更无七千万美金之逃避……”其实，有无“7000万美元之逃避”，蒋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会在日记里心有余悸地称“幸”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7000万美元的外汇，据李宗仁回忆，在蒋介石下台前，曾让国民政府拨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供空军在美采购，后来毛邦初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发生矛盾，卷款而逃，成为国民党政府在美国轰动一时的丑闻，当时我父亲还奉蒋介石的亲笔手令调查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