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引起”的骇人文字狱，株连者达万余人

　　专案组从李建彤处拿走了全部创作材料，并从工人出版社拿去习仲勋关于该书的两次谈话记录。康生还指定成立了一个《刘志丹》稿件审查小组。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了审查报告（草稿），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

　　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首当其冲的是习仲勋，他一夜之间便丢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下放到外地一家工厂劳动，被审查了16年，其间还曾被捕入狱，蹲了8年大牢。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本来已经撤职下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囚禁在北京郊区某地，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

　　1967年12月，李建彤被专案小组列为“案犯”。1970年4月，她被专案组戴上“习仲勋反党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的帽子。李建彤先是被关在一个地下室，1970年开除党籍，让她进行劳动改造。

　　1968年5月，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老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坐了10年牢。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此后，刘景范虽然走出了牢狱，却仍然受到追究。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专案组于1977年5月17日作《关于刘景范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中，仍说刘景范“1962年又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原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刘志丹》一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乡下，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陕北的志丹县贴出了大字报，把刘志丹、刘景范诬为“叛徒”，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一次被红卫兵砸烂，刻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的纪念石碑也被毁了，刘志丹的家人再次被赶到了农村。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而定为“西北反党集团”，康生等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在写作过程中到陕北老区查访材料时，曾为其带过路的当地群众王悦贤、刘景华也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志丹》一案株连者达万余人。

　　17年后昭雪，《刘志丹》得以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报告提出，因《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小说《刘志丹》几经波折，在成稿17年后的1979年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此时离刘志丹牺牲已经6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