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小说就定性，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

　　不知何故，阎红彦又把此事写信向康生作了汇报。

　　康生收到信后，好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独自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罪状是“剽窃毛泽东思想”：陕北根据地是在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刘志丹通过武装斗争，创立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和井冈山一样的道路。所以说刘志丹是剽窃毛泽东思想。“小说把陕甘苏区写好了，就是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书中某个人就是习仲勋，写得年轻能干，是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康生还认定：“完全为高岗翻案。”

　　康生立即通知中宣部要各报刊一律停止转载。同时，康生还通知工人出版社把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由于国际形势的险恶和建国后一些领域里的矛盾斗争，晚年毛泽东思想意识里总是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康生的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20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随即，由康生提出定了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

　　于是，一场对《刘志丹》案先定性、后求证的波及不少人的审查行动开始了。从1962年到1966年，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审查，甚至被称作是反党集团的人。

　　习仲勋曾请马锡五核查史实，并共劝李建彤谨慎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