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枪追赶中央红军和毛泽东

　　李特在鄂豫皖苏区时，历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重兵“围剿”，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地区。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历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在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军部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随右路军行动。

　　让李特在党史上备受指责的，是1935年9月11日他奉命去追赶率领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单独北上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使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坚持要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对红军左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并致电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成为牵动全局、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已经分散，红五、九军团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红一军团困在甘肃迭县俄界村。在就近的部队中，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红三军团。此时，党中央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张国焘胁迫的危险境地。

　　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中央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开辟道路，党中央毅然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在前开路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干部团联合组成的，倪志亮任校长，何畏任政委，李特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凌晨3时，红军大学接到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的出发命令。

　　在阿坝的张国焘得知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北上后，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红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接着，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派人给彭德怀送来亲笔信，要求红三军团停止北进。彭德怀看了陈昌浩的信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拿着信幽默地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陈昌浩从何畏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红军大学秘书长黄超前去传达命令，让红军大学停止前进。李特带人快马赶来，追到红三军团后尾。他手下的几个人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红军大学的学员主要来自红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

　　对李特等人的行为，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不予理睬。彭德怀很生气，站了出来，出面与李特讲理。这时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在红军大学的前头，在半山坡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

　　正当李特与毛泽东对峙的时候，原共产国际顾问、红军大学教员李德正好骑马经过这里，与李特发生了冲突。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又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因此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

　　莫文骅曾回忆了李特追赶毛泽东等人的细节。他说，李特第一个飞马追赶中央，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人，是奉命行事。在追上毛泽东后，李特出言不逊，态度傲慢，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但当毛泽东晓以大义之后，李特没有再为难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仅带领部分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然而这一次持枪阻拦红军北上，就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先念就攻打安西失败为李特洗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