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初识毛泽东唤醒工农千百万
从上海到广州,郭沫若在船上呆了5天,3月23日方抵达广州。
安顿下来后,郭沫若即在成仿吾的带领下,首先去找林伯渠,因为聘书和旅费的原因,必须先得和他接上头。等到达林伯渠住所时,“老大哥”人却不在,可是在他的书房里,却看到一个个头高大的年轻人,互相一介绍,郭沫若方知原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是时,毛泽东正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并在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编《政治周报》,同时还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很兴奋。
毛泽东热情地上前与郭沫若握手,笑容可掬,态度谦和,郭沫若则迫不急待地向毛泽东讨教有关革命形势和广东的情况,毛泽东遂向他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广东的形势和现状。毛泽东深沉的谈吐,使郭沫若深受启发,也给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这以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在广州还有过多次接触,并应邀担任了由他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这是后话。
隔一会儿,林伯渠回来了,“老大哥”背已稍有点弯曲,头发已经斑白,态度爽朗,声音宏大响亮。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派,什么忧虑都是从来不挂在眉梢上的。
“老大哥”一回来,毛泽东和他商谈了一些事情后,便先告辞走了。随即,郭沫若便由林伯渠、成仿吾带到广东大学接上头,接着便一齐搬进了学校。
郭沫若的全新生活就此开始,他如同高尔基笔下的那只“海燕”,展开双翅,去迎接一场暴风雨的洗礼!
自此,他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逐渐改变,不以创造社为中心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郑伯奇等也都先后到了广东,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了创造社的分社,同时,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可是他却渐渐和它疏远了,几乎是绝了缘。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
郭沫若认为首要的一条,必须是投身革命洪流,唤醒工农大众,支援革命运动。他首先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由于他长于辞令,善于鼓动演说,无论是在连续的群众集会上,还是在农讲所面对一群青春激扬的革命者,他的演讲总能激起强大的共鸣。在农讲所,他经常担负的课程是“革命文学”,由于他自己就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结合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实践,讲得深入浅出,听课者十分踊跃,济济一堂,受到很大的教育。
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07周年,由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香港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全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等团体共同发起,于5月5日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大会,请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上海大学教授彭述之等,演讲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当晚,他又马不停蹄,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这是由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到会者有工农代表及来宾,整个会场充满着革命气氛。会议推选出劳动代表苏兆征、邓少珊、肖素民、冯敬、农民代表彭湃、邓一舟、周其鉴7人为主席团,全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然后郭沫若等相继演说,听众精神奋发,掌声雷鸣,极盛一时,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才散。
除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郭沫若的笔也没闲着。4月13日,他撰写了著名的文艺论文《革命与文学》,提出了革命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字”。按他的阐述,“表同情”并非“怜悯”的意思,而是表示“意欲上的一致。”他在同年3月2日夜晚曾经写过一篇《文艺家的觉悟》,发表于《洪水》第二卷。这篇文章的末尾的几句话是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注脚:“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这和早年苏联的文艺主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性质上基本是一致的。
结缘黄埔 投笔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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