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调研

毛泽东要听真话

　　1953年春，毛泽东再次到河南视察。他问陪同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纪登奎在不在?要听听他的汇报。于是，纪登奎再次被带上毛泽东的专列。

　　纪登奎上车后在毛泽东对面坐下来。毛泽东要他讲。

　　讲什么呢?纪登奎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毛泽东想要哪方面的内容，便汇报起许昌地区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听了一会儿，提出要听许昌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纪登奎就汇报全地区成立了多少互助组，多少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等等。

　　毛泽东摆摆手，问纪登奎：“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

　　在通常情况下，地委领导掌握的大多是全地区的综合情况和若干重要的统计数字，很少掌握某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然而，凑巧的是纪登奎刚从鲁山县的一个合作社蹲点调查回来，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合作社的事。

　　纪登奎把该合作社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汇报中，毛泽东不时插话提问，纪登奎都圆满地作了回答。

　　纪登奎记性好，汇报不看稿，加上他是宣传部长出身，口才不错，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汇报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印象。

　　专列行至驻马店车站停下来，毛泽东亲自把潘复生和纪登奎送到车门口，嘱咐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1963年，纪登奎满40岁。3月，他刚步入不惑之年，就被提升为河南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他还没有到任，地委接到省委紧急通知：“纪登奎火速来郑州。”

　　何以如此紧急?原来是毛泽东在郑州要召见他。

　　洛阳地委机关正为他举行欢送会。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赶到，他来不及话别，就立即起程，赶赴郑州。

　　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要他汇报洛阳地区农村战胜灾荒，克服困难的情况。

　　三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大跃退”。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做法，总结教训。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说自己走到哪里，都听不到真实情况。他与老百姓是那么近，却感到是那么遥远。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被神化，被一种无形的障碍把他与实际隔开了。

　　自从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不能自由地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一旦出现在群众中，人们就会像潮水般地涌来，山呼万岁，如痴如狂。到各地去听取汇报，地方要员总是拿着写好的稿子念，稿子大都重复着他说过的话，大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要听真话，不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一听就烦。

　　对于他想听的情况，特别是地方领导自己治下的问题，老百姓的疾苦、生活情况，他们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挑着说。这使毛泽东很不高兴。

　　其实，当时河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自从1957年夏，省长吴芝圃以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为名，把省委书记潘复生搞下去，取而代之，当上省委第一书记后，河南浮夸之风就越演越烈，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而省委竟吹估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像土改斗地主那样被斗，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要对其实行捆绑、吊打，甚至关押拘留，拆毁房屋。1958年11月底，在河南密县就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春天，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

　　196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到河南搞调查，河南领导人告诉他，河南的粮食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还多，不但不需要国家向河南调粮食，还可以把河南的粮食调出去。

　　陈云反复问河南有多少耕地?能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照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几笔账算下来，情况就很清楚，粮食差得很远。陈云说：“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农村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

　　河南的领导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粮食够吃，自己能够解决。

　　吴芝圃这时还有一个更大“工程”，他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1958年底，毛泽东两次在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芝圃得了重彩，名声大噪。之后，他突发奇想，靠着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资金在郑州黄河岸边，兴建起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别墅群内，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的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照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以后，发生了信阳事件。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李富春转来一份材料，心情很不平静。材料是中组部、中监委的四名干部写的，内容是关于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方面的问题调查。

　　报告中说，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万多人，现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人，现增到近10万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大队人口死亡达到35%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遭受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说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也不为过。

　　毛泽东看了，将材料批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对于三年大跃进以后出现的这一严重情况，面对严峻现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昏热几年的头脑逐步冷静下来，开始怀疑，积极寻找渡过灾害、走出困境的良策。

　　后来担任了河南省委常委、省委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的纪登奎，心里极不平静。他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农民兄弟，他连续几天背着背包，深人到信阳、驻马店几个主要县，去向老百姓道歉。

　　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和苦恼。

　　12月26日，是他67岁生日。他把身边工作人员找来，有秘书、有警卫，一共7个人，请他们吃饭。毛泽东与他们围坐在一张饭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比平时多了一些。

　　毛泽东把筷子拿起来去夹菜，还没有夹上菜就把筷子放下了，看着大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

　　他声音沉重缓慢，停了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反映上来。”

　　晚上，毛泽东还对给他按摩的封耀松说：“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情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查研究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郑州听取了刘建勋、纪登奎等人关于河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

　　1964年12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河南省委：毛泽东要纪登奎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

　　纪登奎有了以上这些经历，无疑使他更加紧跟毛泽东。

　　毛泽东称纪登奎为“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