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情可能正好与逻辑相反。正因为欧洲的富豪并不按照廖保平先生的“制度逻辑”行事，对社会公益事业捐输（所谓“第三次分配”）的热情普遍不高，所以欧陆各国才更加重视“第二次分配”，政府征重税自己去建公立的学校和医院，自己向弱势群体发放各种补贴。反过来，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两位记者——在谈论“美国例外论”时就指出，美国“这种慈善事业的传统，使得美国有勇气不需要建立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去应对社会问题”。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美国富豪们有生生不息的慈善文化传统，才使其远高于欧洲诸国的贫富差距、远低于欧洲诸国的福利保障，显得可以容忍和维持。

欧美之间，大致相同的制度下不同的人文景观，也反证了一切都归结于制度论者之逻辑乏力。

对于一种利他主义行为，一定要给出一种利己主义的“合理”解释；对于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一定要找出外在的制度诱因；经济学成了所有社会科学门类共同的“元科学”——这可能正是我们当今社会土壤里慈善文化基因稀缺的真正原因。（刘健 原题：以经济人之心度慈善家之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