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根本无法外出活动或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他决定选择一个自己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当然非毛远新莫属。从此，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内的所有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毛远新在特殊时期担任特殊的角色，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问题是享有这一殊荣的毛远新，其政治立场一头歪在江青的一边，完全受到了江青的指使。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认“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如此权势遮天，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办理。

    作为“文革”后期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参与了“四人帮”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受到江青等人的支使，做下了许多掩盖真相而左右毛泽东决策的事情。当“四人帮”被一举扫除之际，毛远新的被隔离审查是必然的。

    毋庸讳言地说，毛泽东对于毛远新一向有着将侄比子的深情。这种情结到了毛泽东晚年更加强烈，可惜身处这样政治环境下的毛远新，没有把握好自己，而傍在了“四人帮”的身上，丧失了基本准则，从某种程度上也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如子深情。